十年前的这个月，法国巴黎银行决定限制投资者提取存入三只基金的资金。这是金融压力即将到来的第一个明确信号；一年后，这种压力将使全球经济陷入急剧衰退。然而，2008年末愈演愈烈并持续到2009年初的大规模经济和金融动荡——使世界濒临一场破坏性极大的多年期萧条——完全出乎发达经济体政策制定者的意料。他们显然没有充分重视新兴世界各国危机带来的教训。
任何经历过或研究过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人，都会深切了解这些危机的典型特征。首先，正如已故的吕迪格·多恩布施所言，金融危机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形成，但一旦爆发，往往会迅速、大范围、猛烈且（看似）毫无差别地蔓延。
在这一连串失灵的过程中，整体金融状况会迅速从充裕转为枯竭。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私人信贷机构纷纷陷入困境，央行和政府则面临艰难且本质上充满不确定性的政策抉择。此外，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经济活动“突然停止”的风险，这可能严重冲击就业、贸易和投资。
如果繁荣时期未能采取足够措施确保增长可持续且包容，那么要应对极端金融压力，制定足够全面的方案就会更加困难。政界人士若积极推诿指责，难度还会进一步加大。归根结底，危机造成的社会政治和制度影响，可能远比其经济和金融影响持续得更久。
十年前，这些教训本可以帮助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巴黎银行冻结价值22亿美元的基金时，2007年8月9日，本应显而易见，更多金融压力即将到来。但政策制定者得出了错误结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政策制定者花了一些时间才认识到金融体系潜在的不稳定程度，而这种不稳定是在他们任内逐渐累积的。第二，发达世界的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过于轻视一种观点，即他们可以从新兴国家的经验中有所借鉴。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事实上，风险日益增加：许多政界人士因分心而回避经济治理职责，可能正忽视一项最重要的历史启示：经济的根本增长模式至关重要。
事实上，如今发达国家的政界人士似乎仍在忽视一种经济模式的局限性：这种模式过度依赖金融来实现可持续且包容的增长。过去十年间，这些局限已暴露无遗，但政策制定者并未充分强化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增长模式。相反，他们常常把危机视为一次周期性冲击，尽管冲击十分剧烈，并假定经济会像以往衰退后那样呈V形反弹。
由于政策制定者起初沉迷于周期性思维，他们没有把金融危机视为长期性或划时代的事件。因此，他们有意将政策应对设计成“及时、有针对性且暂时的”。后来，问题显然需要更广泛、长期的结构性解决方案。但那时，采取大胆行动的政治机遇窗口实际上已经关闭。
因此，发达经济体花了太长时间才恢复到危机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也未能释放其巨大的增长潜力。更糟的是，危机后数年实现的增长并不包容；许多发达经济体中收入、财富和机会差距过大的状况依然持续。
这种状况持续得越久，发达经济体未来的增长前景就越受损。此前无论在金融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可想象的事情，开始变得可能，甚至很可能发生。
危机爆发十年后，发达经济体仍未果断摆脱过度依赖流动性和杠杆的增长模式——起初依靠私人金融机构，随后转而依靠央行。它们仍未对基础设施、教育以及更广泛的人力资本进行足够投资。它们尚未消除那些抑制增长、削弱税收体系、金融中介和贸易效能的扭曲因素。它们也未能跟上技术发展步伐，在有效管理相关风险的同时，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新型出行方式的潜在益处。
发达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在吸收新兴经济体的相关经验方面落后了。但如今，他们已有证据和分析能力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有能力避免更多失望，发掘可持续增长的源泉，并应对当今令人担忧的不平等程度。主动权掌握在政治阶层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