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德国失去了一位巨人：前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以96岁高龄去世。施密特曾于1969年至1972年担任国防部长，1972年至1974年担任财政部长，1974年至1982年出任联邦总理。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显得格外动荡，但施密特执政德国的那些年绝非平静。
那是东方政策与缓和的年代，是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的年代，是经济衰退、滞胀，以及大规模失业重新回到欧洲的年代。他那一代人直面国内恐怖主义的威胁，目睹了伊朗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
施密特被视为一位注重实干的务实主义者，但他首先是一位出色的危机管理者。他早年在汉堡担任市参议员时，面对摧毁这座城市的1962年大洪水，便展现了其判断力与领导能力。施密特对宏大设计和长远愿景始终深表怀疑，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务实主义者的形象，不过他从未放弃政治目标具有道德基础这一根本信念。因此，卡尔·波普尔兼具务实与价值导向的思想路径成为他最欣赏的哲学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施密特的世界观远不止于此：作为德国最大港口城市的子弟，他是一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真正关心国境之外的世界。作为波普尔的学生，他又背负着纳粹时代浩劫的记忆与创伤，因此终其一生都深刻意识到开放社会的优势与脆弱之处。
施密特明白，务实的政治家必须应对不断发生的事件，并尽可能审慎地加以处理。但他本能地认识到，日常事件受到强大趋势与力量的塑造：东西方之间的战略竞争、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不断演变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去殖民化的后果。他是德国最早注意到中国崛起、并认真思考亚洲重返世界舞台主导地位所带来影响的人之一。
在施密特看来，深入分析是一切政治行动的必要前提。他尤其反感在外交政策中掺杂情绪化的做法。他对愚昧之人毫无耐心。而且，他总是依据自己的信念行事。
他与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共同推动成立七国集团，以协调国际经济政策，并在1975年于朗布依埃举行的七国集团首次峰会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同年，他在赫尔辛基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时，坐在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身旁——这是缓和政策的重大突破，也为打开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封闭社会奠定了基础。
施密特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关系如许多人所记述的那样并不轻松。然而，施密特始终坚定支持紧密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认为这对德国的安全与外交政策不可或缺。事实上，他在1979年的一次重要演讲中阐述的、应对苏联部署SS-20中程核导弹的倡议，主要出于对欧洲与其美国盟友可能脱钩的担忧。
施密特在1979年对所谓北约“双轨决定”（NATO Double-Track Decision）的原则性支持，即最终要在欧洲消除中程核导弹，令其所在政党内的许多人感到懊恼。但这一立场建立在他对不断演变的战略格局审慎而清醒的判断之上。
最后，施密特是一位真正的欧洲人。他亲历了极端民族主义在德国所酿成的浩劫。他对不可逆转的进步观念始终保持怀疑。只有通过务实的举措，而非流于空谈的演说，才能带来向好的变化。
因此，欧洲一体化必须依靠切实的政策与制度来实现，而非政令推动。于是，他与吉斯卡尔共同创立了欧洲理事会（由欧洲各国政府首脑组成），如今它已成为欧盟体制架构中的重要力量。他们还推动了货币一体化的构想，该构想在一代人之后终于实现。他们体现了法德对统一、和平欧洲的承诺，这样的欧洲只有在团结一致、怀有明确目标行事时，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应有的作用。
施密特离开一线政坛后数十年间，仍是德国人民的导师。国际危机、全球秩序与欧洲的未来始终是他最为关切的问题，他认为本国在应对并塑造这三者方面肩负着角色与责任。
他的思想具有深厚的规范性基础，但他对世界的敏锐洞察使他以谦逊与战略耐心对待外交政策。正是道德与坚韧的这一罕见结合，构成了他作为外交政策思想家与实践者的遗产。既然他已不在人世、无法再提醒我们这些原则的必要性，我们更应将他的优先事项与原则牢记于心。
刊发文章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想及时了解“议程”最新内容， 请订阅我们的每周通讯。
作者：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是德国外交部长。
图片：一张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肖像被摆放在德国柏林总理府的一张桌子上。REUTERS/Stefanie Lo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