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十周年的讨论将会很多，因此我将重点关注全球经济，它的疲软程度远非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严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全球实际（经通胀调整）GDP增速平均为2000至2010年间的3.7%，若非所谓的“大衰退”，这一数字本应接近4%。相比之下，本十年迄今的年均增速为3.5%，略低于200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高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3.3%。
据我估算，中国在本十年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比上一个十年更大，其GDP几乎增至三倍，从2008年底的4.6万亿美元增至如今的约13万亿美元。额外增加的8万亿美元占过去十年全球GDP增量的一半以上。
我长期以来将金融危机归因于全球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内部及两国之间的失衡。虽然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在2008年接近GDP的5%（2007年部分季度更接近7%），而中国则维持着高达9%或更高的经常账户顺差。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曾预测，美国与中国将在未来十年中在一定程度上互换角色。中国需要少储蓄、多消费；美国则需要多储蓄、少消费。从当前的经常账户来看，两国似乎都取得了显著进展。预计到2018年，中国的顺差将降至约占GDP的.5-1%，考虑到其GDP自2008年以来已增长一倍多，这一成绩十分显著。同样值得瞩目的是，美国将录得占GDP的2-2.5%的赤字，该水平处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可持续的2-3%区间之内。1
然而，其他全球指标则不太令人乐观。早在2008年，欧元区曾录得占GDP的1.5%的经常账户赤字，而德国则录得约5.5%的顺差。但德国的大额顺差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巨额赤字，而这种失衡在2009年后引发了欧元危机。令人担忧的是，德国的顺差此后已激增至约占GDP的8%。因此，欧元区如今录得接近3.5%的顺差，尽管（也可能正是因为）地中海成员国多年国内需求疲软，这无疑预示着未来的进一步不稳定。事实上，意大利的缓慢酝酿的危机或许预示着欧元区的未来走向。
金融危机前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而该泡沫本身源于金融行业发明的日益复杂（且可疑）的全球储蓄循环利用方法。十年过去，值得一提的是，伦敦、纽约、悉尼和香港等许多“全球城市”的房价如今只有极少数常住居民负担得起，原因在于境外富裕投资者的需求不断增长。
但截至今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些城市及其他城市的房价可能正在出现逆转。这可能只是反映了地方政府为向居民提供更多经济适用房而采取的举措；但也可能表明，边际富裕的新买家正变得越来越少。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城市房价的逐步下跌将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平等的发展。但人们很难找到一个房价下跌却未产生负面附带影响的时期。
我现已出任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主席，热切希望推动更多研究，探讨住房成本等因素如何与更广泛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问题相关联。在我看来，世界需要更好的指标来追踪这些相互关联。
例如，显然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幅度远超收入不平等，过去十年间，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是一个严重问题。然而就收入而言，最新数据显示，不平等实际上已回落至1980年代的水平（这一水平仍然过高）。
如果公众对不平等的普遍认知往往夸大了实际情况，那是因为许多公司的高管薪酬相对于其下属员工正在变得越来越高昂。这类薪酬方案或许可以用股价表现来解释，但这远不足以证明其合理性。
这是我希望我们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继续研究的另一个问题。自2009年以来几乎不间断持续的奇特股市上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型企业的股票回购推动的。在一些重要案例中，企业甚至发行债务为回购自身股份提供资金。
股票回购日益普遍，是否能解释为何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率在西方国家仍如此疲弱？而这些宏观经济因素，是否又能解释近年来英国和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发生的一些政治动荡？
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认为答案都是肯定的。除非我们能够重建一个企业利润真正服务于某种目的的世界，否则经济、政治和社会冲击的可能性将仍然高得令人无法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