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来自印度的头条新闻仿佛不合时代：“致命印度绝育手术中的利益网络”和“死亡事件让印度绝育营受到关注”。强制绝育的时代理应已经过去了，不是吗？进入21世纪，经济增长和发展难道不会自行缓解人口压力吗？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担忧的，难道不应是G-7经济体的 人口下降 ，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相反趋势吗？
并非如此。联合国人口司提供全球人口预测，这些预测常被误认为是 预言。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新数据不断到来，全球人口趋势线会被修订，而且预测通常会被上调。截至2012年，联合国中等变体预测认为，到2100年全球人口将接近110亿。但与之相伴的高变体预测显示，全球人口将超过 160亿 ——超过当前人口水平的两倍——这一结果仅基于 每名育龄妇女平均增加半个孩子。这些预测或许仍偏保守。
“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
人口问题常被归入“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之列。人口变化的时间跨度极长，而且涉及有关性与生育的私人决定。但事实上，人口问题不能只留给人口学家处理。低估我们帮助女性、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应对人口压力的能力，既不正确，也很危险。
在过去几十年里，计划生育逐渐淡出国际发展议题的讨论，直到英国政府和梅琳达·盖茨在2012年伦敦计划生育峰会上让这一议题重新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各国国家元首和基金会领导人承诺帮助满足当今全球超过2.2亿女性对现代避孕方式尚未满足的需求。这些女性希望限制家庭规模或安排子女出生间隔，却没有现代手段可用。伦敦峰会的“FP2020”承诺旨在帮助1.2亿女性到2020年成为现代避孕方式的新使用者。
新加坡、突尼斯和卢旺达的经验
这只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吗？不，意义远不止于此。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先例；当适当的政策和社会投资到位时，增长与发展便可能起步。在韩国、新加坡、墨西哥、突尼斯、卢旺达及其他地区的不同时期，我们都见证过这一点。相比之下，持续的高生育率会妨碍增长，让 萨赫勒地区国家的发展更加困难，从马里到尼日利亚北部、乍得，再到中非共和国。治理失灵与高生育率似乎是命运注定的一对，这难道只是巧合吗？恐怕不是。
印度的悲剧恰恰把我们引向解决这一问题的错误方向。我们不必欺骗女性接受绝育，也不应把她们当作单纯的人口统计数据点。相反，我们必须把女性视为健康服务的消费者，尊重她们的选择与尊严。无论在哪里，优秀的营销活动都应从倾听受众、了解其作为消费者的需求开始；满足受众需求的最佳方法亦是如此。女性采用现代避孕方式面临诸多障碍，包括可及性、价格、污名、医疗服务提供者质量低劣，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组合。我们如何帮助她克服这些障碍？如何让她能够在一系列可能符合其需求或偏好的避孕方法中，作出知情选择？
生育、健康与发展的联系
只要帮助那些已经表达了使用现代避孕方式意愿的女性，就足以将这一负面趋势转为正面趋势。满足2.2亿多女性尚未得到满足的计划生育需求，每年可避免估计2600万例堕胎（据 古特马赫研究所），并帮助世界赶上进展最滞后的千年发展目标，即改善孕产妇健康的千年发展目标5。
这也将提高那些希望通过间隔生育或限制生育来规划家庭的女性所生子女的存活率。而在保护全球自然资源基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当下，我们应当认识到，回应一项已经提出的需求，其环境效应将相当于 停止全球所有非法毁林 。
人口红利
回应女性作为健康消费者的需求并提供选择，不仅能改善她们、她们的家庭及其经济状况，也将帮助那些难以善用人口力量的国家，使人口成为发展的助力，而非欠发达的诅咒。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生育率下降带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如果通过教育和创造就业的适当社会投资赋予他们能力，他们就能为国民收入创造作出可衡量的贡献。
满足女性的避孕需求，人人都有责任。首先，各国政府有责任建立政策框架，并优先投资卫生系统，以广泛满足本国人口的健康需求。非政府组织可以运用社会营销或其他策略，支持政府努力，尤其是帮助触及贫困和弱势消费者。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及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等专门机构，可以协助动员其他捐助方，并将所需资源引导至卫生和计划生育用品等方面的缺口。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许多基金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女性和儿童生存并茁壮成长；如今，它们认识到计划生育是推动这一进步的途径。私营部门则将提供现代避孕方式和避孕创新作为其商业使命的一部分。
战略思考，而非感情用事
印度的案例触动我们的情感，但也应促使我们进行战略思考。为了全球南方许多经济体的健康发展，也为了地球本身，构建一个以女性生殖健康为核心的支持性生态体系，将拯救女性、改善生活并建设更强大的经济体。成功战略的第一步很简单：倾听女性的需求。
作者：Karl Hofmann，国际人口服务组织（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图片：2014年3月13日，陆立兵的妻子穆在江西省赣州市的家中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摆拍。路透社/Alex 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