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各国政府在过去三年里没有改变贸易政策，世界如今的处境会好得多。如今，政策制定者不妨回归二战后通过谈判相互取消关税的做法。
“自行车理论”曾是国际贸易政策的一个比喻。正如骑自行车时不能停下来——必须不断前进，否则就会摔倒——人们也曾认为，贸易谈判代表必须一轮接一轮地推进自由化。否则，全球开放就会逐渐屈从于保护主义利益。
我不知道这一理论是否正确。事实上，如果各国政府在过去三年里没有改变贸易政策，世界如今的处境会好得多。贸易正在走弱——全球贸易量在过去12个月里大幅下降了1.1%——这就像一群骑术拙劣的人彼此混乱碰撞。
一旦有能力的骑手重新掌舵，他们不妨回归二战后通过谈判相互取消关税的做法。这个建议听起来有些老派。毕竟，另一个耳熟能详的论断是，“浅层一体化”——取消关税和配额等显而易见的贸易壁垒——大体上已经完成，今后的进一步进展需要“深层一体化”，也就是就规范商业环境的规则达成共同协议。然而，这项议程尽管可能有其益处，如今看来仍过于雄心勃勃。
深层一体化的经典例子，是欧洲共同市场成员国决定超越自由贸易，推动建立完整的欧盟，甚至建立共同货币。显然，从政治上看，这一步走得太远，至少对深受脱欧困扰的英国而言是如此。
当前深层一体化的一项尝试，是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停止强制美国企业与当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时分享专有技术。
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支持这一要求，但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处理此事的方式完全不对。明智的策略本应是由美国联合其他主要国家政府向中国施压，最好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当然，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利害关系与美国企业一样重大。
然而，即使未来有一位采取更妥善方式的美国总统，也很可能无法成功。首先，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规范技术转让也会非常棘手。通常，中国企业更不用说中国政府，并不会明确提出对价交换。很多时候，主动提出分享技术的是外国企业，目的是让自己成为当地企业有吸引力的合资伙伴。政府如何监管这种微妙的过程？
一种解决办法或许是，中国政府取消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必须与当地伙伴合作的规定。事实上，当局最近已在金融和汽车行业朝这个方向采取了措施。
更简单的办法，是由中国取消长期实行的汽车进口关税，让美国和德国汽车制造商可以直接向中国市场出口，而不必在当地设立生产设施。这样做不仅更简单，也能直接惠及美国和德国工人。
所以，让我们回到传统的关税谈判。美国应取消过去几年对洗衣机、太阳能电池板、钢铁、铝、汽车以及众多其他产品征收的所有关税。作为交换，中国当然也应撤销自己的报复措施，例如针对美国大豆、猪肉和其他农产品出口采取的措施。
把时钟拨回2017年1月，会是很大的改进。但我们不应止步于此。过去的主流观点一直高估了浅层一体化的程度。各国政府应推动汽车及尽可能多的其他行业实现自由贸易。特别适合自由化的领域包括太阳能 电池板、涡轮机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投入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声称关心环境的政府却维持贸易壁垒，推高了环境保护的成本。欧盟、中国和美国是其中的主要违规者。
特朗普一项有害、需要被扭转的政策，是滥用国家安全例外为保护主义贸易措施辩护。此前，国际贸易体系允许各国政府自行决定如何解释这一例外。大多数政府都审慎使用，明白滥用会促使其他国家照此行事。但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从汽车到花生酱，任何经济领域显然都能被说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新的国际谈判应明确界定哪些情况符合条件。
这些都没有解决贸易既造就赢家、也造成输家的问题——据说，在我们需要解释特朗普如何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大家都已经把这一点忘了。希望如今三年过去，我们已经认识到关税同样会造就赢家，也会造成输家（而在特朗普的贸易战中，输家的人数要多得多）。“强硬”的贸易政策无法解决不平等问题。
此外，贸易只是导致不平等的诸多因素之一。无论各项原因相对重要性如何，可行的补救措施清单大致相同。在美国，这包括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为所有儿童提供学前教育、投资基础设施、实施竞争政策、恢复2008年后实施的金融监管，以及实行更具累进性的税收制度。
有人认为，美国应提高贸易壁垒，直到准备好实施这些政策。但这是不合逻辑的推论。我们应尽可能落实这些共享发展成果的措施，同时结束贸易战。今后，我们这些自由贸易支持者或许需要满足于取消关税和配额的议程。事实证明，深层一体化或许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