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发展与工业化密不可分。发展领域的经典文献认为，对于最贫困的国家，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可能为工业化提供最初的推动力（例如 Rosenstein-Rodan 1943、Schultz 1953、Lewis 1954）。这一观点对政策制定者影响深远——据世界银行（2007）称，“农业在发展进程早期成为增长引擎的成功案例很多”。
然而，尽管农业生产率与非农业部门规模之间的相关性毋庸置疑，但关于农业生产率提高会导致工业化的经验证据却很薄弱。不难设想另一种情形：农业生产率提高会增加农业经营的盈利能力，并挤压非农业部门。即便农业生产率确实带来了更高的非农业产出，我们也不太了解其中的机制。农业生产率提高会减少农村劳动力需求，还是农民会为工业企业家提供重要的需求和资本来源？
中国农业改革：一项自然实验
我的研究通过比较中国各县，探讨这些问题。由于各县对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相对适宜程度不同，它们从中国1978–1984年的农业改革中获益程度也各不相同（Marden 2014）。适宜种植经济作物的县从改革中获益更多，农业产出增长也更快。农业产出增量的一部分被储蓄起来，增加了当地非国有企业的资本供给，并推动了非农业部门的增长。在改革初期的中国，农业对工业产生了正向的联动效应。
适宜种植经济作物的县从中国农业改革中获益更多，因为改革之前，中国政府实行农村粮食自给政策。当时，中国农业生产率较低，大多数农民都面临严格的生计约束。由于不能从别处进口粮食，即使土地非常适合种植棉花或油料作物（中国的主要经济作物）的农民，也必须专门种植粮食作物以免挨饿。此外，种植粮食还受到政治激励，大多数农民都面临向中央政府交售粮食的配额。改革放宽了这些政策，实际上实现了经济作物种植自由化。
图1：中国经济作物相对于粮食作物的适宜程度
注：地图标示了县级数据可用的地区，并显示经济作物适宜度；其定义为某网格中最佳经济作物（棉花、油菜籽和花生）的产值与最佳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麦和大豆）产值之比。底层指标为连续变量，为便于阅读，已按 Jenks 分类分组。
改革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分析的第一部分表明，适宜种植经济作物的县确实受益于种植这些作物的自由。我使用改革前的价格和全球理论作物产量数据库，识别土地条件更适合经济作物而非粮食作物的县。随后，我追踪了561个非大都市县四十年来的农业产出增长。经济作物适宜度并不能预测改革前的增长。然而，改革之后，适宜种植经济作物的县开始专门种植这些作物，其农业总产出增长显著更快。粗略估算表明，1978年至1985年间，专门种植经济作物使中国农业产出增加约10%（约占总增幅的五分之一，也占 Lin（1992）归因于同期农业去公社化的增幅的三分之二）。
农业产出与非农业产出之间的联系
接下来，我考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带来了更高的非农业产出。中国这一研究背景有助于我从两方面探索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系。首先，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较为贫穷，农业部门的规模相对较大。农业部门庞大而工业部门欠发达，往往会使农业与经济其他部分之间的联动更为重要。其次，中国改革时期的制度造成了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中有据可查的地理摩擦。这些摩擦阻碍了工资和资本成本在不同地区趋于一致，并使地方冲击局限于当地——农民的储蓄往往借给附近企业，而不再需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则在家乡附近寻找工作。
因此，改革之后，适宜种植经济作物的县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也相对增加（改革前这些县的增长速度相同）。1978年至1995年间，专门种植经济作物带来的农业产出每增加1%，非农业产出就相应增加1.2%。改革之后，适宜种植经济作物的县储蓄和投资增长也更快。
区分可能的解释
这些结果表明存在前向联动，但并未说明联动为何发生。我考察了通过三个经典渠道产生联动的可能性。第一，种植经济作物的劳动密集程度可能低于粮食作物，从而释放劳动力投入制造业和服务业。第二，较富裕的农民可能购买更多制造品和服务，从而推高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第三，较富裕的农民可能储蓄更多，为当地企业提供资本。
我的主要结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带来了更高的储蓄、投资和非农业产出——与上述任何一种渠道都相符。其他结果则更能说明问题：
如果种植经济作物能够节省劳动力，那么适宜种植经济作物地区的农业从业劳动力数量应当下降。我表明，农业劳动力占比反而上升。这与先前研究的结论一致，即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更具劳动密集性。
如果联动源于较富裕农民对更多非农业商品的需求，那么在贸易成本较高、进口这些商品较为昂贵的地区，联动应当更强。我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在更为偏远的县，联动较弱。
如果资本供给增加推动了这些结果，那么资本价格应当下降。虽然我无法观察企业面临的资本价格，但可以观察企业行为。改革之后，位于适宜种植经济作物县的非国有企业表现得仿佛面临较低的资本成本。
结语
综合来看，这些补充结果表明，观察到的农业与经济其他部分之间的联动，主要是农村储蓄增加了当地企业的资本供给所致。这说明，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项目也可能惠及更广泛的经济，而“农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可能比以往想象的更有效。
参考文献
Lewis, W A（1954），“劳动力供给无限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曼彻斯特学派》22(2)：139–191。
Lin, J Y（1992），“农村改革与中国农业增长”，《美国经济评论》82(1)：34–51。
Marden, S（2014），“工业发展的农业根源：改革时期中国的“前向联动””，未发表稿。
Rosenstein-Rodan, P N（1943），“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经济学杂志》53(210/211)：202–211。
Schultz, T W（1953），《农业的经济组织》，纽约：McGraw-Hill。
世界银行（2007），《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农业促进发展》。
本文由 VoxEU合作发布。发表本文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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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amuel Marden 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候选人
图片：2014年5月30日，安徽省安庆市一座石化厂附近，一位农民在菜地里浇水。路透社/William H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