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发展援助近期达到每年1,426亿美元的新高。
旨在缓解贫困的国际援助可能对自然和文化造成不良后果，而且往往是意料之外的。如何在不损害环境和文化价值观的前提下缓解贫困，仍是一项重大的全球挑战。
思维受困
在发表于《科学进展》的一篇新综述论文中，我们质疑发展援助的一项基石：“贫困陷阱”及其“强力推动”解决方案。
“贫困陷阱”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用来描述贫困在某一资产门槛以下通过自我维持机制持续存在的情形。换句话说，这就是贫困的恶性循环：穷人之所以越来越穷，是因为他们无法积累储蓄，或没有足够精力工作。
这一术语曾被杰弗里·萨克斯和保罗·科利尔于2005年用于描述经济福祉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家庭或国家，并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核心概念。
“强力推动”是发展经济学最早的一批理论之一，至今仍广受欢迎。尽管其局限性已为人所知，它仍是一种旨在缓解贫困的“一刀切”方法，适用于社区和家庭层面。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需要大规模、协调一致的投资推动，才能让经济越过关键点（即贫困陷阱所界定的门槛）并实现起飞。
正如你所见，这两个概念密不可分。
但问题在于：尽管贫困陷阱是理解贫困持续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其对贫困的纯经济视角迄今忽视了自然和文化的作用。
由于全球最贫困人口中有78%生活在农村地区，发展援助往往侧重于农业金融和技术解决方案。发展机构鼓励农民种植单一经济作物，也就是单一种植作物，例如印度的转基因棉花，并将其出售以摆脱贫困。
这一策略的成效喜忧参半，在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后果，可能加剧贫困。
为缓解贫困策略建模
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提出一种扩展贫困陷阱思维的方式，以更全面地纳入经济福祉、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我们的新方法确定了三类缓解贫困的解决方案。
第一类是所谓的标准“强力推动”，帮助国家“越过门槛”，从而使经济运行得更好。第二类是降低门槛，措施可能包括从培训农民到改变行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
这两类构成了当前援助策略的支柱。
但我们提出了第三类，称为转变系统，旨在重新思考传统的干预策略。
我们运用理论性的多维模型，考察家庭或社区层面贫困与环境之间的不同关系，并检验这些扶贫策略的有效性。
例如，一种广为流传且有实证支持的说法是，穷人会破坏环境；但鲜为人知的实证证据表明，穷人对环境的破坏并未超出其应有比例。他们往往是自然的守护者，并创造和维护诸如农业生物多样性等特征。
例如，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帕米尔山脉以高度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即生物文化多样性）为特征。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在经济层面可能贫困，却凭借丰富的生态知识和文化实践，照料着种类繁多的农作物。
传统种子的多样性反过来也可能帮助他们在区域层面增强抵御冲击的能力。
在这些地方，通过改良种子或化肥增加粮食产量的传统做法，即推动人们“越过门槛”，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或传统知识流失。
我们的模型显示，转型策略通过内生行动改变现状，在某些情境下能够缓解贫困，同时避免对自然和文化造成严重后果。这种可能性为当前代表性不足的发展理念创造了空间，例如农业生态学或粮食主权。
变革性转变
模型结果显示，忽视自然和文化的传统发展干预可能加剧贫困；在这些情境中，变革性转变可能是必要的；而在其他情境中，投入资产或许有效。
这些结果汇总于“贫困立方体”中，它展示了我们如何将贫困的多维性、不同的干预路径和多样化的情境结合起来。
我们对贫困陷阱的研究方法，或许有助于发展领域的人士思考不同发展轨迹的影响。在我们提出多维贫困立方体之前，贫困陷阱模型通常只考虑贫困的货币维度。
如今，发展领域的行动者可以更容易地设想不同扶贫策略对经济福祉、自然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提出的框架或许有助于对不同领域的干预措施及其对自然和文化的影响进行分类。
跨学科探索
这篇论文源自多年合作，参与者包括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可持续发展科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研究采用了高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人们早已认识到，生物物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对缓解贫困十分重要。但干预措施仍在依据贫困陷阱这一通常忽视这些因素的概念进行设计。
我们的贫困立方体有助于捐助机构在思考和制定发展规划时，更好地将贫困、环境与文化结合起来。整合这些因素将是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接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这种动态多维建模如何用于以社区为对象的地方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