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迈克尔·奥利里和沃伦·瓦尔德马尼斯认为，资本主义需要更加重视环境和社会目标，才能实现其宗旨。
在战后时期，工人的薪酬与生产率提高几乎同步，如今已不再如此。
作者表示，公司需要开始公平对待员工，并将工资支出视为投资。
疫情导致大规模裁员，凸显了善待员工对于建立公正、可持续经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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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的美国员工认为自己在工作中缺乏投入。八分之一的员工对工作中的待遇极为不满，以至于会主动损害公司的利益。
我们如何打造更好的工作环境，使公司和员工双方都能受益？
在他们的著作《问责：公民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迈克尔·奥利里和沃伦·瓦尔德马尼斯认为，只有当公司将环境和社会目标置于其经营核心时，资本主义才能存续下去。他们阐述了公司将员工及其工资视为投资而非成本的紧迫性。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公平雇用员工。
在此，作者探讨了该书是否主张回归想象中工人待遇更好的“美好旧时光”。
黄金时代？
奥利里：“该领域有许多人会指出，战后时期是利益相关者治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那时，企业管理者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平衡来自工人和政府、消费者和股东的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
但在此期间股东的收益颇丰。例如，如果观察首席执行官与工人中位数薪酬之比，它在20世纪60年代约为20比1。如今在美国，这一比例约为300比1。因此，首席执行官的薪酬现在约为工人中位数工资的300倍，而非20倍。
股东持股时间的平均长度也发生了变化。如今，资本市场交易非常活跃，股票的平均持有期约为六到八个月。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期限约为八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那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战后美国是为数不多仍屹立不倒的发达国家之一。以钢铁生产或汽车制造为例，美国——尽管只占全球人口的5%——却生产了全球80%的汽车和80%的钢铁。当时，美国普通工人的生产率是日本或德国普通工人的10倍。
因此，我们无法像回到20世纪60年代那样倒转时钟，也无法撤销全球化。对我们而言，关键不在于怀旧，而在于努力借鉴那一时期的某些优点——或者更早的、本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时期的某些优点。我们正努力探索如何调整公司，使其更接近当时的状态。”
瓦尔德马尼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GDP年均增长率为4%。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工人共享。生产率与工人工资几乎同步上涨。此后，生产率继续沿着原有轨迹增长，但工资基本停滞不前。GDP增速也有所放缓。
当你与工人分享收益和繁荣时，你的经济就会发生好的变化。1950年或1960年并非一切都完美——远非如此。但当时对待工人的方式，与今天相比有天壤之别。
请思考：50%的美国员工认为自己在工作中缺乏投入。但八分之一的员工对工作中的待遇极为不满，以至于会主动损害公司的利益。”
对当今的启示
瓦尔德马尼斯：“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些美国公司变得臃肿了。这在美国可能属实，在其他国家可能也是如此。或许在2000年或2005年确实如此。但在过去30到40年里，美国经济的整体努力一直是把工人视为需要削减的成本来源，而非值得投资的对象。美国企业已经忘记了如何成为优秀的雇主。我认为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因此，尽管20或30年前，从就业角度看，工作岗位和人员可能确实需要提高效率，但如今的机遇恰恰在另一面，即投资于工人。如果以正确的方式看待，技术可以成为巨大的助推力。它不一定会取代工作岗位，实际上它可以帮助人类提高生产率。”
奥利里：“纵观今天的标普500指数，几乎所有公司的市场价值中，10%体现在工厂、设备和土地上，而90%则体现在无形资产中。
因此，如果你思考如何打造最繁荣、最具价值的公司，重点必须放在如何最大化这些无形资产的价值上。这些资产就是人——是人的积极性、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而最大化其价值的方式，就是投资于他们、激励他们，并招募最优秀的人才。
我们在调查等资料中越来越多地看到，表现良好的公司，是那些能够树立比利润更深层次使命和目标的公司。它们也最能吸引、留住并激励人才。”
疫情的影响
瓦尔德马尼斯：“疫情加速了一些本已在发生的变化。它无疑加速了ESG中的“S”——即社会层面。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良好的治理能够造就更好的公司。长期以来，人们也一直关注让公司更加环保负责，这在疫情前无疑是重点之一。
但是，当我们看到美国一线工作者所遭受的悲剧，以及大批被裁的服务业员工时，我们终于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善待工人，就无法拥有公正、可持续的经济。
在疫情前，失业率曾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人们很容易对工人的困境视而不见——而如今，这一问题终于变得更加清晰。
但我也认为，人们现在正在追问，企业纷纷宣扬的意向声明和所采纳的原则，是否会转化为持久的变革。
如果资本家不积极地将善意转化为切实的变革，其他人就会替资本家修复资本主义，而资本家对此恐怕不会十分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