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来，“全球社会”在为实现这些目标创造必要条件方面可以说完全未能取得进展。但通过解决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三大突出问题，世界各国领导人或仍能帮助让可持续发展目标重回正轨。
在联合国大会 会议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在纽约举行，届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将讨论一系列重要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备受关注，包括气候行动、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优质教育，以及为实现各项目标而开展的伙伴关系。
然而，这一高级别全球会议并未引发多少公众热情。事实上，世界许多地区的民众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几乎置之不理，以打哈欠或耸耸肩的态度不屑一顾，视其为又一个国际组织空谈的场合。若各国政府不开始更认真地履行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公众的冷漠甚至愤世嫉俗只会加深。
自2015年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来（这本身已是一项相当大的成就），“国际社会”至今仍未能为实现这些目标创造必要条件。当然，许多人会质疑，鉴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单边转向、持续的贸易战，以及多国领导人彼此之间失礼的行为，国际社会是否还真实存在。
然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从未如此之大、如此紧迫，这不仅体现在气候行动方面，那里所需的全球和国家层面的领导力可惜明显缺位。尤其是，全球经济活动疲弱、不稳定，且易受诸多风险冲击。产出复苏有限且脆弱；即便在较具活力的经济体中，也既未增加高质量就业，也未减少不安全感。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也已实际上反而加剧，这一状况恰恰出现在国际社会开始更密切关注这些问题之后。
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不仅源于国家政策，也源于国际经济进程以及使其得以实现的法律和制度。因此，“国际社会”理应为此承担诸多责任，但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局面。
世界各国领导人尤其必须解决三个问题。首先，国际经济架构以及与之相关的贸易和资本流动模式，继续助长不平等。例如，由于重大的国内及多边法律和经济变革，全球收入初次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这些变革包括：以知识产权形式创设新的“资产”、数据分析等新“产品”的出现、自然等公共或社会资产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的私人提供。这些变革提高了市场集中度和垄断控制水平，并助长了大企业的额外寻租行为。进而，这进一步加剧了资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和收入流的集中。
其次，由于政府直接税收入不足，各国政府日益依赖累退性的间接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际社会对跨国公司和富裕个人的合法避税措施予以容忍，以及各国税收政策缺乏适当协调和信息共享，使大量非法资金得以跨境流动。企业避税使政府失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措施提供资金、应对公民其他紧迫关切所需的资源。此外，包括跨境资本流动在内的监管不足，进一步集中了经济权力并加剧了波动。
第三，对财政紧缩的错误聚焦正在制约世界各国政府，加剧现有不平等，并激化新的社会矛盾。政策制定者对预算纪律的执念，加剧并延长了周期性衰退，阻碍许多经济体实现广泛且可持续的复苏。这也扼杀了绿色公共投资，这些投资是推动经济脱碳、使生产和消费在生态上更具可行性所必需的。最后，紧缩迫使经济调整的成本转嫁给家庭，尤其是通过家庭内部女性的无偿劳动来承担。
如今，此类紧缩几乎没有经济上的正当理由。例如，在发达经济体中，葡萄牙已通过经济增长走出债务困境，而非被紧缩削弱。与此相反，采取非正统政策（而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措施）的发展中经济体，如中国和越南，表现要好得多，优于其他国家。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他国际机构的纵容下，仍继续推行正统政策。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宗旨是“终结贫困、保护地球，并确保所有人共享繁荣”，曾承诺大幅提升生活水平。然而，目标通过已四年，仍有太多人的生活境况变得更糟。
本月在联合国齐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表明，他们认真对待应对全球根本性挑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问题。否则，当人们无视此类会议的内容并将注意力转向他处时，无人应感到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