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贸易战威胁出现之前，股市飙升和企业利润增长掩盖了一个事实：全球经济体系正承受着生存层面的压力。全球金融稳定仍然存在很大疑问。事实上，在世界金融领袖齐聚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年一度的春季会议之际，技术变革的快速推进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推动着要求对整个体系进行彻底修订的呼声愈发高涨。
为应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压力，各国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其依赖了一个多世纪的关键政策工具，首要且最重要的是税收。
在约两个世纪前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处的时代，死亡与税收可能是世上唯一确定的事情；如今，只有死亡依然无可置疑。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经济价值来源于无形资产，例如从数字平台、社交媒体或共享经济中收集的数据。而且，由于企业总部如今可以轻松地在国家之间迁移，各国政府提高税收的难度日益加大。与此同时，公共支出很可能需要增加，以满足在全球化和数字技术时代被落下的群体的需求。
立法者大多致力于培育创新，希望新产业能够推动生产能力提升，并在适当时候充实政府财政。但数字服务提供商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已变得更加庞大，唯独其所缴纳的税款并非如此。
这种状况或许即将改变。目前一种逐渐获得支持的想法是，对提供免费数字服务的企业采取不同的征税方式，使其无形价值与制造商和传统服务提供商所创造的有形价值享受相同的税收待遇。
但税收制度可能即将迎来远比数字经济更为广泛的变革。随着如今的企业被期望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不再仅限于资产负债表所呈现的内容，人们有了新的动力，将企业所得税部分地建立在企业的社会足迹之上。例如，各国政府可以根据企业的环境管理表现或其员工规模来调整税率。
另一种想法是对机器人征税及相关技术征税，以补偿经济收益因劳动力而流失的情况。无论如何，扩大税基都需要新的方法来衡量经济中的价值。
除了关于如何对当今科技巨头征税的争论之外，西方经济体还面临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市场是否仍然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在许多方面，当今具有变革性的技术正在对这一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现代数据科学正变得日益先进，以至于基于现有消费者数据的算法可能很快便能接管做出高效购买决策的任务。那么，问题就在于，由掌握算法知识的国家来提供某些商品和服务，是否会比市场做得更好。
数据也以其他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经济意识。一方面，消费者开始意识到数字服务从其个人信息中获利的程度。另一方面，数据也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及类似技术的源泉，这些技术将产生日益巨大的经济影响。因此，我们或许正接近一个转折点，届时消费者将开始要求为其数据付费。
大数据也将颠覆金融行业的大部分领域。例如，当今的保险业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共担的基础之上。随着我们逐步迈向近乎完美信息的生态系统，准确定价风险的工具将变得越来越强大。
最后，当今的经济转型引发了关于经济产出与福祉或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热烈讨论。当然，福祉本身难以衡量，因此有人可能会认为，从反方向着手研究该问题会更好，即找出那些使我们福祉下降的因素。这正是每年发布的彭博痛苦指数背后的理念，该指数衡量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其假设是两者都会给社会带来经济成本。
彭博的方法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应当如何衡量经济。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将其作为衡量一个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商品和服务产出的指标。如今，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样，被视为全球范围内衡量国家福利的事实上的指标。
但这些指标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们并未涵盖对社会至关重要的许多方面，例如平等、社会流动性或可持续性。即便国内生产总值能够很好地预测这些领域的成功，它仍然无法体现数字经济中正在创造的无形价值。
归根结底，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与以往各个时代相同：为当代和未来世代改善生活，使其更加长寿、健康、富足和安全。如今最大的不同在于，快速的技术变革，加上新兴的环境挑战和代际挑战，正直接影响着政府的行动能力。
但是，各国政府若继续使用过时的工具，将无法实现其目标。为模拟经济时代而制定的税法，以及无法捕捉真实财富的统计方法，都已不再适用。在未来数十年，确保人类幸福与福祉的新方法已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