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是否没有充分利用侨民资源？侨民资本、专业知识和人脉关系还能发挥更大作用吗？
上周，在世界经济论坛东盟会议上，我从三个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作为以下机构的撰稿人：英联邦秘书处近期开展的调查（调查对象为伦敦的外籍人士），我借鉴了其中的见解。作为一名曾负责全球新兴市场业务的投资银行家，我回想起不同国家在应对方式上的差异。作为孟加拉国侨民群体中积极参与的一员，我也能够分享个人经历。
发展中国家至少有两个理由不能再依赖线性经济追赶路径。技术的迅速进步正在彻底改变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和产出模式。这对主要凭借低廉劳动力参与竞争的国家尤其具有颠覆性。与此同时，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战”形成了新的背景，意味着外国市场和外国资本将更难以获得。我们需要采取实验、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
侨民可以在这两方面提供帮助。若能妥善调动，他们对祖国与生俱来的倾向便可成为强大跨境网络中的放大节点。他们不仅能贡献专业知识，也能贡献职业声誉——这两者都是平台经济中的重要因素。若能妥善调动，他们的储蓄和投资也能成为流向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先行力量，吸引其他来源的投资。潜在的外国投资者常会问：“你们的侨民在这方面投了多少钱？”
区分侨民的非自愿参与和自愿参与十分重要。多年来，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等国一直享有来自海外劳工、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汇款流入。然而，其中绝大多数是贫困所迫。这些非自愿汇款用于供养留在家乡的直系亲属。它们当然不能代表专业人士和企业家侨民的积极参与。
英联邦秘书处在伦敦开展的调查以及面向外籍人士焦点小组举办的研讨会，揭示了侨民参与方面的“市场失灵”。供给和需求都很充足，却未能充分对接。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向原籍国汇款。三分之二表示，他们愿意在祖国投资或存放储蓄。然而，实际上，目前在祖国拥有银行账户的受访者不到一半。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那里拥有企业，无论是独自经营还是与当地伙伴合办。
是什么造成了意愿与行动之间的差距？怎样才能消除这种差距？
台湾、韩国、以色列和印度都能找到成功范例。有些国家将主动接触侨民纳入政府预先制定的战略；有些则在没有政府直接干预的情况下促进互动。但在所有案例中，政府设定的语气和态度都确保侨民被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威胁，也不会因为选择在海外生活而被视为“叛徒”。
政府可以通过大使馆发挥推广作用。相当一部分侨民渴望了解更多信息，也有人可能已经失去兴趣。一些大使馆未能在调查中动员到每个国家所需的一百名受访者，这一情况颇能说明问题。我们当中有几人曾受到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等国大使的积极接待和争取。外交使团的一项可衡量目标，应是其在提高人们对经济机遇的认识、与潜在投资者建立关系方面所作的贡献。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好消息是，数字技术至少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加快侨民参与：
首先，支付技术的进步已经在降低汇款成本。在监管机构的协助下，这一进程需要继续加快。其次，数字身份和通信技术应能让身在英国的侨民更方便地在孟加拉国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尤其是在硬通货获取成本高、而西方存款利率较低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应能在境内吸纳一批侨民存款。
第三，可以轻松部署技术，改善侨民参与的行政办理体验。我曾投资孟加拉国发行的一种“侨民债券”；当时，该国的储备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事实上，正是在国际收支疲弱之时，侨民投资才最有价值。和许多人一样，我看重随时提取资金的选择，但实际上，我并不觉得有此需要。
然而，购买这些债券的流程十分繁琐。购入后，要领取票息，还需要在国内指定一名代理人（我的老父亲！），先取得我的签名，再每六个月亲自将纸质债券交到银行。这显然不是数字化跨越式发展的做法！
技术还应有助于确保问责，并能像快递公司追踪包裹流转那样追踪流程。在我的案例中，相对简单的询问耗时一年多才得到答复，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英联邦调查强调了治理、公众对腐败的观感以及金融体系薄弱等问题。不过，调查也显示，外籍人士看好基本的增长前景，而非侨民投资者可能低估了这一点。大多数侨民熟悉并能够接受新兴市场固有的不确定性。他们希望政府流程不要再增加这些不确定性。
最后，可以利用“平台技术”建立侨民社群。与 Facebook 或 LinkedIn 群组类似，成员可以根据兴趣和所能提供的资源进行分类和匹配。社群可以围绕同一地点的不同领域展开（例如伦敦的多行业专业人士），也可以跨越不同地点（例如伦敦和马尼拉的经济学家）。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社群可以发展成点对点投资和导师指导平台。和所有平台一样，专业社群需要经过设计、培育、管理，并得到建设性使用。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有效推动侨民参与的关键，在于以数字技术为动力的流程和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