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铭记2007年金融危机，不仅因为崩溃来得迅速，也因为复苏历时漫长。复苏过程异常迟缓，在欧洲尤为如此。此外，欧洲核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的复苏极不均衡（Baldwin 和 Giavazzi，2015）。
人们往往认为，结构性改革是释放复苏潜力、实现增长和生产率回升的关键。
很难找到一位原则上反对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家。消除有利于贸易、扩大选择的扭曲因素，对于一个鲜有观点能够获得共识的学术群体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主张。然而，从学术角度看，结构性改革能否在提高增长的同时避免加剧收入不平等，这一问题仍严重缺乏研究。
结构性改革包括一系列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组织方式的政府政策。这类改革包括向贸易、竞争和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经济；将国有资产转移至私营部门；放松产品市场管制；以及旨在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
如今，我们常听到人们说，我们尚未准备好应对下一场危机。在本文中，我们认为，我们连当前的复苏都尚未准备好，只有理解改革，才能做好准备。结构性改革事关重大，不能只交由政客处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改革的驱动因素并了解其影响，从而全面、审慎、非教条地评估其成本、收益、驱动因素和动态；这项评估迫切需要开展。
概念问题
关于结构性改革在欧洲复苏中的作用，有两方面的担忧。第一种担忧源于对2008年以来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解读（Eggertsson 和 Krugman，2012；Eggertsson 等，2014；Fatás，2016；De Grauwe 和 Ji，2016）。通过结构性改革改善供给侧的政策，并不会自动带来更多需求和产出。结构性改革甚至可能导致需求减少，从而令经济进一步低迷。在一本新书中，我们提供了这种情况已在欧洲发生的证据（Campos 等，2018）。证据还表明，与大多数结构性改革计划相比，公共投资是促进增长的更有力工具。
在此背景下，改革实施的时机至关重要（Eggertsson 等，2014）。有些改革若在经济衰退期间实施，可能会加剧衰退，进而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引发对自由市场的敌意，并削弱推动进一步改革的政治决心。因此，结构性改革不应被视为应对衰退的工具（欧盟曾采取过这种做法），而应被视为增进民众福祉的手段。
对结构性改革计划的第二项批评强调，必须确定哪些具体的结构性改革对于增强一国提供可持续增长的经济能力至关重要。有些结构性改革能够从根本上改善经济表现。聚焦于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灵活性，既未必可取——例如，这可能对不平等产生负面影响——也未必足以促进增长（Rodrik，1996、2005）。
挑战
本书的总体目标是梳理当前前沿研究，并找出围绕结构性改革关键问题所需开展的新研究。我们确信，一些结构性改革能够从根本上改善欧洲各地的经济表现，并促进欧洲一体化。然而，我们认为，全面、审慎、非教条地评估不同改革计划的成本与收益，对于指导未来政策至关重要。这样我们就能确定结构性改革在什么条件下有益。我们认为，未来研究需要作出重大转变：从评估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普遍直接影响，转向更广泛的一系列议题和研究问题。
第一，由于研究重点放在结构性改革的直接影响上，间接影响相对受到较少关注。例如，某项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法被直接识别，未必是因为它没有影响，也可能是因为影响通过其他变量间接发生，或者取决于另一项改革的影响（即存在交互效应）。忽视这些间接影响，就无法恰当地评估结构性改革的作用。
第二，聚焦结构性改革的直接影响，也导致对结构性改革决定因素（即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相对不足。了解结构性改革如何产生，与了解其影响同样重要。例如，债权国自上而下强加的改革（希腊和葡萄牙的情况即是如此），不太可能产生与基于社会共识、认可改革益处而推行的改革同样积极的效果。
第三，研究范围还应包括对改革最佳时机的更详细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在经济衰退期间实施的结构性改革，通常不如在繁荣时期实施的改革有效。同样，适用于开启新一轮工业化进程的新兴国家的改革，应用于正在经历去工业化进程的成熟经济体时，可能效果不佳。改革的次序也是一个相关因素。大量关于改革进程最佳次序的文献指出，次序很重要——也就是说，改革的具体次序可能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大不相同。
第四，改革实施所处的制度框架和政治制度性质也很重要。一些政治制度和机构以凝聚共识为基础，因此改革一经商定便更容易获得接受。另一些则更具对抗性，导致改革后的过程中出现冲突，并使改革的实施发生逆转。政治制度和机构的许多其他差异也可能产生影响。
结语
我们认为，全面、审慎、非教条地评估不同改革计划的成本与收益，对于指导未来政策至关重要。改革计划不应成为某种隐蔽意识形态议程的技术性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