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面临着诸多复杂挑战，包括技术变革与全球化，以及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人们对于那些在过去40年里助力实现巨大增长与繁荣的核心机构的信任度正在下降。这些发展趋势有可能使管辖全球经济的国际秩序走向分裂。
这种分裂的表现包括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一些多边机构之间及其内部出现分歧，以及应对21世纪深刻跨境挑战（例如气候变化、网络犯罪和难民潮）的努力有所削弱。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全球增长稳健、金融相对稳定的时期，那么下一次经济下行又可能带来什么？
历史表明，此类下行周期就在不远的将来，而近期全球增长放缓的迹象更应提醒我们，必须为各种意外情况做好准备。
对机构的不信任并不局限于多边领域。在许多方面，国家治理也已声誉扫地——近期许多国家选举引发的动荡便是明证。如果我们要防范下一次经济下行，并在其到来时减轻冲击，各国就需要现在就加固其防御能力。
这些防御能力包括金融资源储备、应对危机的政策以及监管制度，其中许多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才建立起来的。然而，就目前情况而言，无法保证这些防御能力足以阻止一场“普通”衰退演变为又一次全面的系统性危机。
在货币政策方面，关于央行如何应对深度或持续性经济下行，存在大量讨论。例如，过去美国经济衰退时，美联储曾实施了500个基点或更多的降息；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也广泛运用了资产负债表工具。然而，在许多国家政策利率仍处于极低水平、资产负债表正常化仍在进行的情况下，同样的政策应对措施可能已无法实施。
有观点认为，非常规货币措施或许能够提供应对危机的空间，例如实施负利率、前瞻性指引（承诺将利率维持在低位的时间超出通胀目标或政策规则所证明的合理期限），或其他创新手段。但由于这些思路的有效性至多只能说尚不确定，因此人们有理由担忧货币政策的效力。
第二道防线是财政政策。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发达经济体的政策操作空间一直在收窄。公共债务有所上升，美国尤为明显，减税和增加支出之后债务攀升。事实上，在许多国家，赤字水平仍然过高，难以稳定或降低债务。与此同时，如果下一轮经济放缓导致失业和经济闲置产能增加，我们应当预期财政乘数会扩大。这将使财政政策在高债务水平下仍具一定效力。然而，我们不应指望各国政府像10年前那样在预算中留有应对空间。在主权债务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财政刺激措施在政治上可能很难获得支持。
全球金融危机留下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怨愤，是人们普遍认为银行家是以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救助的。因此，未来若发生经济衰退，威胁到小企业或房主的财务状况，很可能会引发要求减轻债务负担的呼声。支持经济中更大比例的群体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本已捉襟见肘的公共财政压力，但若不这样做，则可能加深政治分歧。
如果经济衰退再次威胁到银行的稳定，那么在要求由所有者和债权人承担损失（bail-in）的金融监管改革之后，法律上对救助措施的依赖已受到限制。但这些新机制仍资金不足，且尚未经过检验。
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关键资本市场曾受到严重损害，这本可能引发波及全球的毁灭性连锁反应，但央行采取的非常规行动，并获得了财政部提供的后盾资金支持，有力地遏制了这一局面。若要再次做到这一点，所需的能力也不太可能轻易具备。
关键在于，各国的政策选择和公共财政资源可能比过去受到更大限制。从这一可能性中应吸取的正确教训是：各国必须更加审慎，以维持增长、限制脆弱性，并为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做好准备。
另一个启示是多边层面的准备与行动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在应对危机、确保全球经济稳步运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要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持续推进改革，而这一进程必须继续下去。
面对部分发达经济体对多边主义的不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继续推进自身演进进程，涵盖其贷款、分析和研究等各项活动，从而继续履行支持全球增长和金融稳定的核心使命。如果国家政策工具被证明不足以应对危机，这一点将变得更为重要。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能力提升至约1万亿美元，这是成员国在危难之际作出的有力回应。从这个角度看，二十国集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会议上重申，将支持全球金融安全网，并以一个实力雄厚、资金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核心，这一点令人鼓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呼吁建立“新多边主义”，即一种致力于改善全世界所有公民生活、并确保全球化和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得到更广泛分享的多边主义。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目标，其中一个要素是确保我们能够防止未来的危机，并有效应对下一次经济衰退。这是一种切实可行、务实的途径，能够克服对机构的不信任，并共同建设一个共享且繁荣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