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移民为发达经济体带来了净经济效益，对于正经历退休潮的经济体尤其如此。但只要反移民情绪主导政治叙事，增长就会受损，而重新崛起的民粹主义力量也将愈发壮大。
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增长放缓。过去十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平均为1.2%，较此前25年3.1%的平均水平有所下降。
历史表明，经济增长放缓会使社会变得不那么慷慨、不那么宽容、不那么包容。因此，过去十年增长乏力，很可能助长了一种有害的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主义正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扎根。
与二十世纪较为黑暗的几十年一样，当今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对移民的强烈反对，并在较小程度上表现为对自由贸易的反对。更糟糕的是，当今这种有毒的民族主义将加剧催生其出现的经济放缓。
要将这一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即让更大的开放推动更快的增长——至少部分取决于能否使移民与包容性的民族主义形式相互兼容。
经济证据表明，就这一问题而言结论明确：移民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移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因为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正在造成退休潮，而本国适龄劳动人口的规模不足以支撑这一局面。
例如，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减少。在欧盟，2000年至2010年间，移民贡献了70%的劳动力增长。在美国，移民是劳动力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如果美国只依赖本土出生的工人，其劳动力规模将萎缩。
增长更快是有益的，即便它必须养活更多人口，因为就业的移民会缴纳税款，用以支持养老金领取者和退休人员。总体而言，成为一个增长迅速、人口充满活力且不断扩张的国家，远比像日本那样人口日益减少的国家要好得多。
此外，除了扩大劳动力规模，移民实际上还通过提高生产率（即每位工人的产出）推动了人均GDP的增长。原因在于，移民更有可能具有创业精神，并创办新企业。
以德国为例，2015年，持外国护照者创办了44%的新企业。在法国，经合组织估计，移民的创业活动多出29%（相较本土出生的工人），这与经合组织整体平均水平相近。在美国，移民申请专利的比率为2至3倍本土出生公民的比率，且他们的创新成果也惠及非移民群体。
毫无疑问，移民扩大了整体“蛋糕”；但他们对蛋糕如何分配的影响又如何呢？在这一点上，证据不那么清晰。无疑存在赢家与输家。然而，总体而言，现有证据表明，移民并不会降低本土出生工人的工资。事实上，移民更有可能整体上提高工资水平。
近期一项研究（以法国为例）发现，移民就业占比每增加1%，在某一给定的省（département）内，本土出生工人的工资便提高0.5%。由此看来，除了增加劳动力规模并提升其生产率之外，移民往往还能补充本土出生工人的技能，帮助他们获得更高收入。
我的专业重点是经济学，因此我着重强调了增长的作用。但这显然并非民粹民族主义兴起背后的唯一因素。发达国家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为重要。例如，在美国，外国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从1960年的5%上升至如今的约14%。正如哈佛大学的Yascha Mounk在其颇具洞见的新书《The People vs. Democracy》中指出，这是自美国上一次大规模反移民浪潮（即二十世纪初的“黄祸”论）以来的最高比例。
在其他发达国家，这一趋势相似，有时甚至更为剧烈。例如，瑞典外国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从1960年的4%升至如今的19%，这一变化幅度远大于美国。
所有国家在移民问题上都面临一种选择。它们可以付出经济代价，选择更为排外的道路，也可以在更加开放中获得经济收益。但尽管公共政策有助于确保开放所带来的收益得以实现，我们也不应忽视其政治与经济局限性。
放眼政策解决方案之外，我们还需要确立一种文化期待：移民不仅带来多元视角，也应以公民身份融入新的国家。这意味着学习当地语言、尊重民族传统，以及——正如我在法国艾克斯-普罗旺斯举办的“Les Rencontres Économiques”会议上讨论这些议题时亲身所见——为国家足球队加油。
在美国，尤其应当朝着这样一种移民与包容性民族主义的愿景努力——其中也包括更好的足球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