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利润最大化一直是市场的主导叙事。企业优先向股东分配收益，并聚焦财务底线。它们把人权、环境考量和治理改革视为外部因素。
企业在世界各地四处经营，无论代价对人类还是环境有多大，都从能获取价值的地方攫取价值。石油和矿业公司涌入非洲，在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透明度的情况下谈判采掘特许权；服装企业将生产迁往劳动法规宽松的辖区；银行则从事危险且掠夺性的放贷行为，使许多人背负沉重债务。
侵害行为不仅屡见不鲜，甚至已成为意料之中的事。除近期少数相对零星的尝试外，各国政府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声称服务公共利益的民选官员，往往更关心迎合企业利益，而非监督企业。
企业不受监管且肆无忌惮的行为伤害了人类和地球，也导致公众普遍不信任企业，并对日益不平等的全球经济感到沮丧。美国成年人中多数（63%）表示，他们不满大型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一项2016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了这一点。这种沮丧情绪可能演变成危险的政治现实。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例，其核心支持者在全球经济中感到，除其他问题外，受到冷落、被抛在后面。
在这一背景下，近期一些首席执行官的举措值得关注。市场有机会纠正方向。今年1月，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致信其他首席执行官，信件题为《社会宗旨》。
拉里·芬克请首席执行官们超越短期利润最大化，转而着眼于长期价值。他们应处理企业活动中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此外，他还敦促首席执行官们关注利益相关者，而非狭义地只考虑股东。
研究证实了芬克先生的观点。德意志资产与财富管理公司和汉堡大学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中调查了2,000项实证研究，其中90%发现企业财务表现与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ESG）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过去几年，社会责任投资取得了显著进展，如今投资规模已超过8万亿美元。像贝莱德这样管理着6万亿美元资产的公司，与这些社会责任投资群体合力，将意味着有高达14万亿美元的资金可供致力于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企业使用。
这个“道德时刻”并非芬克先生一人独有。看看蒂姆·库克等首席执行官所使用的措辞：蒂姆·库克曾告诉《纽约时报》，他相信首席执行官肩负“道德责任”，“要帮助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为这个国家作贡献，也为[他们]开展业务的其他国家作贡献”。
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采取的行动也值得关注。在看到特朗普政府削弱对无证工人的保护后，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明微软将如何保护受到针对的员工，并表示将“与其他公司及更广泛的商界携手，积极捍卫所有‘梦想生’的合法权利”。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也作出回应，宣布于1月向TheDream.US组织捐赠3,300万美元，用于为“梦想生”提供1,000个大学奖学金名额。
道德或许终于进入市场——而且早该如此。多年来，民间社会团体和媒体一直在揭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影响与失衡。这些努力，加上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压力，为具有远见的首席执行官树立自己的主张创造了有利土壤。
这值得庆祝，但还远远不够。
许多首席执行官把重点放在与其消费者和投资者群体产生共鸣的关键政治议题上，却忽视了各自企业内部其他紧迫的人权、环境或治理问题。例如避税。很难理解，一位首席执行官如何能一边声称肩负道德责任，一边领导一家利用避税天堂和漏洞的跨国公司。还要看看生产工厂的劳动条件。如果不处理企业自身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等系统性问题，道德责任就难以成立。
首席执行官们必须明白，道德不应仅凭声明和承诺来衡量，还应看企业是否有证据表明正在解决自身运营中的人权、环境和治理挑战。
尽管如此，这个道德时刻仍可能发展为一场运动。拉里·芬克等首席执行官的领导力能够让它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