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阿根廷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对于这一时期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没有异议。根据 della Paolera 和 Taylor(2003),阿根廷1913年的人均收入水平(按1992年美元计为3,797美元)与法国(3,452美元)和德国(3,134美元)相比毫不逊色。大量外国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入,支撑了初级产品出口(谷物、肉类、羊毛和皮革)的扩张,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争议很少在于衰退是否发生,更多在于何时发生以及原因何在。有人认为衰退始于大萧条时期(如 Diaz-Alejandro,1985)。Conde(2009)将其开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Taylor(1992)认为是1913年,Sanz-Villarroya(2005)估计结构性断点甚至更早,出现在1899年;而 Campos 等人(2012)报告的 Bai-Perron 估计支持存在两个主要结构性断点(1922年和1964年)。然而,到1947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在全球仍排名第10;della Paolera 和 Taylor(2003)估计,阿根廷收入与经合组织收入之比在1950年降至84%,1973年降至65%,1987年又降至43%。这一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回升,但随着2001年危机临近,再度回落(图1)。
图1。阿根廷人均GDP与发达国家人均GDP之比,1885—2003年

注:作者根据 Maddison(2007)的人均GDP数据计算。西欧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US-CAN-NZ-AUS 指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
大量文献提出了各种相互竞争的解释,试图说明这种非同寻常的长期相对经济衰退(Taylor,2014)。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尤其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同时移民和外国资本流入减少。金融因素也受到高度关注,阿根廷的衰退被归因于低储蓄率以及与之相关的高人口抚养比(Taylor,1992)。国际金融一体化也被认为发挥了关键作用:阿根廷可能过度依赖单一外国资本来源(英国),而全球领导地位转向美国也大大加剧了阿根廷的衰退(Taylor,1998)。
另一个得到充分研究的原因是贸易开放(Diaz-Alejandro,1985)。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阿根廷出口和进口总额与GDP之比超过50%;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比例持续下降(从约45%降至20%);1945年后则几乎没有超过25%。人们仍在争论,这是否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国际贸易受阻所致,还是源于阿根廷历届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政策。这些贸易额与GDP之比的下降,也可能反映出阿根廷未能摆脱对农业的依赖并实现多元化,以及农业边疆的开发殆尽(Debowicz 和 Segal,2014)。
许多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也应为此负责,尤其是政策缺乏连贯性及其导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例如,della Paolera 等人(2003)展示了阿根廷历史上的公共赤字如何在解释衰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关注重点转向制度因素。Acemoglu 和 Robinson(2006,第7页)指出:“阿根廷的政治史呈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模式:民主于1912年建立,1930年遭到破坏,1946年重建,1955年再度遭到破坏,1973年全面重建,1976年又遭破坏,最终于1983年重新确立。”Alston 和 Gallo(2010)将20世纪30年代普遍选举舞弊的出现视为一个转折点,并认为法治遭到侵蚀是衰退的主要原因。
一场值得关注的赛马?
我们采用幂次-GARCH框架和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年度数据,对这些相互竞争的解释(贸易开放、宏观经济不稳定、制度变迁、国内金融发展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定量评估,重点考察四类效应:
直接效应(对经济增长均值的影响),
间接效应(通过增长波动性产生),
动态效应(短期和长期),
以及结构性断点
关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PGARCH多变量分析显示,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私人银行和储蓄银行存款占GDP的比重)具有稳健的正向影响;非正式制度的不稳定(主要是总罢工和游击战)则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至于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通过增长波动性产生),结果支持正式政治不稳定(宪法变更)和贸易开放具有负面作用。大量宪法变更以及贸易政策的激进转变,显著抑制了增长波动性的“预期”部分,而这又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就动态效应而言,结果表明,在过去约一百年里,政治制度变动和国际金融一体化(英国利率)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对阿根廷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有意思的是,政治不稳定的短期影响大于长期影响;而金融发展的影响短期为负,长期则转为正向且幅度更大(Campos 等人,2014)。
这些综合结果表明,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制度和政治制度对阿根廷的经济增长路径产生了一阶效应。它们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其影响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显著,并且考虑了结构性断点。金融发展的直接增长效应为正,但短期效应为负,长期效应则为更大的正向影响。因此,制度变迁更能解释阿根廷的衰退——非正式政治不稳定具有负向直接效应,并在短期和长期都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正式政治不稳定则具有同样显著的负向间接增长效应(Campos 等人,2012)指出,在使用范围广得多的政治和金融制度指标时,也能得到这些结果)。
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结果。例如,国际金融一体化也可能促成了衰退,因为其短期和长期效应均为负面,但并未发现稳健的直接或间接效应。贸易开放也可能有所影响,因为其短期效应和间接效应为负面,但没有发现长期效应。考虑结构性断点后的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在1930年以前可能较为重要,而宏观经济不稳定在较近时期(1970年以后)可能尤为重要。
危机与我同行
我们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有人或许会把阿根廷的经历描绘成1820年后长达一个世纪停滞的最鲜明案例——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长期停滞。有人或许还会把一个主要教训归结为:阿根廷“证明”长期停滞确实可能成为欧洲未来任何一个“失落的十年(或数十年)”的结局(Crafts,2014)。但我不认为这是主要教训。相反,有一条教训经济史学家早已知晓(参见 Haber 等人,2007),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学界人士忽视:制度确实重要,而其中政治制度和金融制度似乎至关重要。我们应当努力进一步理解,不仅这两类制度各自如何影响增长,也要理解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最终如何塑造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Acemoglu, D, 和 J Robinson(2006), 《独裁与民主的经济起源》,波士顿:剑桥大学出版社。
Alston, L, 和 A Gallo(2010),“选举舞弊、庇隆的崛起与阿根廷制衡机制的消亡”, 《经济史探索》,47,179-197。
Campos, N, M Karanasos, 和 B Tan(2012),“难解的纠葛:阿根廷的金融、不稳定与增长”, 《银行与金融杂志》,36,290-304。
Campos, N, M Karanasos, 和 B Tan(2014),“从富裕到贫困,再回归?19世纪90年代以来阿根廷的制度变迁、金融发展与增长”,波恩:IZA DP 8654。
Crafts, N(2014),“长期停滞:美国疑病,欧洲疾病?”,载于 Teulings, C. 和 R. Baldwin(编), 《长期停滞:事实、成因与解决之道》,CEPR出版社。
Conde, R(2009), 《二十世纪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Debowicz, D 和 P. Segal(2014),“1935—1960年阿根廷的结构性变迁:进口替代与要素禀赋的作用”, 《经济史杂志》 74,230-258。
Diaz-Alejandro, C(1985),“1929年以前的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载于 D. Platt 和 G. di Tella(编), 《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1870—1965年比较发展研究》 (第95-109页)。纽约:圣马丁出版社。
Haber, S, D North, 和 B Weingast(编)(2007), 《政治制度与金融发展》,帕洛阿尔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Sanz-Villarroya, I(2005),“阿根廷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趋同进程:1875—2000年”, 《经济史探索》,42,439-458。
Della Paolera, G 和 A Taylor(2003),“导言”,载于 G della Paolera 和 A Taylor(编), 《阿根廷新经济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Della Paolera, G, M Irigoin, 和 C Bózzoli(2003),“转嫁责任:货币与财政政策”,载于 G. della Paolera 和 A Taylor(编), 《阿根廷新经济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Taylor, A(1992),“外部依赖、人口负担与美好年代之后的阿根廷经济衰退”, 《经济史杂志》,52,907-936。
Taylor, A(1998),“阿根廷与世界资本市场:二十世纪的储蓄、投资与国际资本流动”, 《发展经济学杂志》 57:147–84。
Taylor, A(2014),“阿根廷悖论:微观解释与宏观谜题”,NBER工作论文19924。
本文由 VoxEU合作发布。发布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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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auro F Campos 是布鲁内尔大学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图片:一名男子行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金融区,2014年7月31日。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