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全球经济增长在2017年回升，普遍预测全球经济在2018年也将表现强劲。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浪潮日益高涨，对支撑长期增长的稳定民主制度构成风险。然而，尽管新闻标题似乎预示着政治动荡和混乱，股市依然一路飙升。这是为什么？
先说好消息。全球同步回升的最主要单一因素，无疑是世界经济终于开始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长期阴影。如今的部分利好，是对多年需求疲软的补偿。复苏也尚未结束：企业投资在经历十年低迷后终于回升，为未来更快的增长和更高的生产率增幅奠定了基础。
诚然，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当局姗姗来迟地试图遏制信贷泡沫；但今年许多其他新兴市场——尤其是印度——预计将实现更快增长。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涨或会加剧不平等，但也会推动消费支出增加。
主要经济体央行独立性展现出的韧性，也令投资者和政策圈人士感到鼓舞。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仅基本没有用凌晨发布的推文对美联储施以“温柔”的打击，还提名了资历深厚的人选填补美联储的空缺。与此同时，德国右翼未能叫停欧洲央行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一直在帮助支撑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欧洲央行仍是欧元区最受尊重、影响力最大的机构，远超其他机构。
其他地方的情况大致相同。在英国，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上任初期曾一度抨击英格兰银行，但很快就收回了言论。正如穆罕默德·A·埃尔-埃利安所指出的，许多投资者认为央行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只要货币政策独立性得以维护，他们愿意对大量政治噪音视而不见。
然而，至少目前，政治对全球增长的阻碍并没有达到人们原以为的程度，但政治动荡造成的长期代价可能严重得多。首先，2008年后的政治分歧造成了巨大的长期政策不确定性，各国政府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摇摆不定。
例如，近期美国税制改革被宣传为提振企业长期投资项目支出的可靠途径。但如果企业担心这项仅以微弱党派多数通过的立法最终会被推翻，它还能兑现宣传中的承诺吗？
争取就重大长期政策举措达成两党共识，部分原因恰恰在于确保稳定。与英国相比，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不值一提；英国企业面临英国脱欧和（可能出现的）由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领导的工党政府带来的双重冲击。
发达经济体核心机构的公共信任正在流失，这一点较难评估，但潜在影响可能更为隐蔽且严重。尽管经济学家对经济表现究竟根植于文化还是制度争论不休，但近期民粹主义浪潮威胁到两者，确实令人担忧。
美国最能体现这一点。特朗普持续攻击各类机构，从主流媒体到联邦调查局；他对基本经济事实的态度也相当轻率。与此同时，左派似乎急于将任何在实质上反对其提议的人描绘成“人民公敌”，这助长了经济无知，也使政治中间地带日渐空洞化。
除了生存性风险，还有近期风险。其中之一当然是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急剧放缓；与当今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似乎更容易遭遇重大金融危机。然而，2018年全球经济面临的头号风险或许是任何导致实际利率（经通胀调整后的利率）大幅上升的因素。
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掩盖了全球众多金融脆弱性，从意大利和日本的政府债务，到许多新兴市场高企的企业美元债务；这或许也解释了美国获得政治支持、得以维持数万亿美元赤字的原因。诚然，市场认为2018年全球利率大幅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即便美联储在2018年再加息四次，其他主要央行也不太可能跟进。
但市场相信利率会维持低位，绝非保证。美国和北欧的企业投资若有可能回升，再加上亚洲储蓄盈余经济体突然放缓，理论上可能导致全球利率大幅飙升，危及当下低廉的借贷成本、过热的股市和低迷的波动性。届时，经济表面上与政治脱节的局面或会突然结束，而且结果未必令人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