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UBI）方案近来备受关注。当然，这一理念——向一国所有合法居民提供一笔与工作无关的固定现金——并不新鲜。哲学家托马斯·莫尔早在16世纪就倡导过这一理念，此后许多人也推动过它的各种形式，其中包括右翼人士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左翼人士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但近来，这一理念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一些人将其视为应对当今技术驱动型经济动荡的解决方案。它行得通吗？
全民基本收入的吸引力源于三个关键特点：它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底线”；让人们可以选择如何使用这项支持；并且有助于简化许多社会支持项目所依赖的行政体系。全民基本收入还具有完全“可携带性”，因此能帮助频繁更换工作的公民、无法依靠长期雇主获得社会保险的人，以及自雇人士。
许多左翼人士将全民基本收入视为一种直接减少贫困的方式，并把它纳入自己的纲领。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也赞同这一理念，因为它让受益者能够——甚至必须——自由选择如何使用这笔钱。有时，连非常富有的人也支持它，因为这会让他们能够安心入睡，知道自己的税款终于高效地消除了极端贫困。
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也吸引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关注经济发展如何取代目前给予贫困人口的部分实物援助。拉丁美洲已有多项地方社会项目包含全民基本收入的要素，不过这些项目面向贫困人口，通常还附带行为条件，例如要求子女定期上学。
但要全面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并非易事，尤其是因为这需要回答许多有关目标和优先事项的复杂问题。或许最明显的权衡在于实际发放给每位公民（或合法居民）的金额。
在美国和欧洲，假设全民基本收入为每年2,000美元，即使在现有社会福利项目之外增加这笔收入，作用也不大，或许只能缓解最严重的贫困。若为10,000美元，则会带来实质性改变；但根据符合资格的人数，这可能耗费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10%或15%的资金——财政支出规模巨大，尤其是在现有社会项目之外另行支出的情况下。
即使税收收入大幅增加，要让如此高额的基本收入在财政上可行，也必须配合逐步削减部分现有公共支出，例如失业救济、教育、医疗、交通和住房支出。最终形成的制度将取决于这些组成部分之间如何权衡。
在当今受到数字技术变革影响的劳动力市场中，全民基本收入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可携带性。的确，如果一方面要求劳动力市场提高灵活性，另一方面却不确保那些必须不断适应技术变革的劳动者能够依靠持续的社会安全网，那么倡导的就是一种失衡的世界：雇主拥有全部灵活性，雇员却几乎没有。
要让现代劳动力市场对雇主和雇员同样灵活，就需要具备全民基本收入的核心特点，例如可携带性和自主选择权。但只有最极端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才会主张，在没有任何政策指导的情况下发放这笔钱。更可取的做法是制定配套的积极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福利的使用。
在这方面，法国提出的一项方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其构想是为每位公民设立一个个人社会账户，其中包含只能部分兑换的“积分”。这类账户有点像储蓄账户，账户持有人可以通过工作、学习或履行某些类型的国家服务，在政府提供的大额资金基础上增加账户余额。在有需要时可以动用账户资金，尤其用于培训和技能再培训；不过，可提取的金额将依据预先确定的“价格”进行指导，并限制在一定时期内的特定额度。
这种做法似乎是在可携带性和个人选择权与充分的社会政策指导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它兼具美国社会保障和个人退休账户的要素，同时体现了对培训和技能再培训的重视。此类计划可以与更加灵活的退休制度结合，从而发展为现代、全面的社会团结体系。
如今，至少对发达经济体而言，挑战在于建立更有力、更精简的社会团结体系，为个人在福利使用方面提供更多选择，并使福利具有可携带性。只有在个人选择权与社会政策指导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现代经济体才能建立所需的社会安全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