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政府对最低工资政策重新产生了兴趣。在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的地区，这类政策更为常见，因为最低工资是在工资分布底部推动工资增长的一项政策杠杆。例如，德国于2015年推出了全国最低工资（Caliendo等，即将发表），西雅图和洛杉矶则分别通过了措施，计划到2018年和2020年逐步将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15.00美元（Jardim等，2017；Reich等，2017）。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Giupponi和Machin，2018），我们分析了英国推行国家生活工资所产生的影响。2015年5月大选后，保守党组建了政府。该政府于2015年7月8日召开紧急预算会议，并出人意料地宣布推行国家生活工资。自2016年4月1日起，25岁及以上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从6.70英镑提高至7.20英镑，同时年轻工人的最低工资仍维持在现有国家最低工资的水平。
国家生活工资改变了英国最低工资的结构。此前有四档工资标准，如今变为五档，年龄划分也有所调整。目前，25岁及以上工人适用国家生活工资，21至24岁工人适用国家最低工资，18至20岁人群适用青年发展工资率，16至17岁青年工人适用青年工人工资率，学徒则适用最低工资标准。
我们关注的是英格兰护理院如何应对国家生活工资，以及它是否对未直接受影响的年轻工人产生了后果。护理院行业雇用了大量低薪工人，因此极易受到最低工资变动的影响。这些工人中有许多人年龄在25岁及以上，因此该行业非常适合用于分析国家生活工资的实施。该行业还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住院者的费用受到监管，并由地方当局支付。1因此，最低工资的变动很可能对总成本产生较大影响，并可能对受该变动影响更大的工人和企业造成冲击。
国家生活工资对工资的影响
我们分析了英格兰护理院中匹配的工人与企业层面数据，发现国家生活工资对护理人员的工资产生了显著影响。图1中的黑色圆圈显示了季度环比小时工资增长率对2016年3月时工资低于7.20英镑的工人比例进行回归的系数。该图清楚地表明，在实施前一个月，低于国家生活工资水平的工人比例较高的企业，其工资增长明显更快。换言之，国家生活工资在小时工资分布底部带来了显著的工资增长。
图12016年3月工资低于国家生活工资的工人比例与季度工资增长之间的关系
注：该图显示了季度环比工资增长率对2016年3月工资低于国家生活工资的工人比例进行回归的系数（黑色圆圈），以及25岁以下工人季度环比工资增长率对2016年3月工资低于国家生活工资的25岁及以上工人比例进行回归的系数（空心圆圈）。带上下限的竖线表示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95%置信区间。估计值以2016年3月为基准。回归模型纳入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女性比例、持有护理资格者比例、护理助理比例、平均年龄（全体工人）、入住率以及地区虚拟变量。
尽管工资有所上涨，我们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其对就业和工作时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图2显示了季度环比就业增长率对截至2016年3月工资低于国家生活工资的工人比例进行回归的系数。这些系数在统计上均与零没有显著差异。国家生活工资实施带来的工资成本冲击，并未导致受影响最大的企业就业增长放缓。
图22016年3月工资低于国家生活工资的工人比例与季度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
注：该图显示了季度环比就业增长率对2016年3月工资低于国家生活工资（NLW）的工人比例进行回归的系数。带上下限的竖线表示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95%置信区间。估计值以2016年3月为基准。回归模型纳入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女性比例、持有护理资格者比例、护理助理比例、平均年龄（全体工人）、入住率以及地区虚拟变量。
国家生活工资对护理质量的影响
地方当局的规定允许对住院者费用作出有限调整，因此护理院不太可能通过提高价格来应对工资冲击。护理院的利润可能确实受到了打击，但我们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国家生活工资提高了企业倒闭的概率。因此，利润受到的冲击尚未大到足以迫使企业停业。
用于抵消这一工资成本冲击的调整空间似乎是护理服务质量。英格兰独立健康和成人社会护理监管机构护理质量委员会（CQC）负责定期检查并对成人社会护理服务提供者进行评级。其检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护理质量方面的信息。
CQC根据服务是否安全、有效、体贴、能够回应人们的需求以及管理良好对护理院进行评级。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在国家生活工资冲击更为严重的护理院中，护理服务在上述全部五个方面均出现恶化。随着老龄化社会对护理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如果维持当前的资金水平，我们应当关注护理院行业在长期内能否达到基本的质量和安全标准。
对年轻工人工资的溢出效应
国家生活工资专门提高了25岁及以上工人的最低工资，但21至24岁工人的工资标准仍维持在6.70英镑。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有力证据表明，国家生活工资对这些年轻工人的工资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回看图1，空心圆圈显示了一项统计回归的估计系数，该回归以25岁以下工人的季度环比工资增长率为因变量，以2016年3月工资低于国家生活工资的年长工人比例为自变量。年轻工人的系数变化轨迹与我们在护理助理全部样本、所有年龄组中发现的情况相呼应。
企业可能因为认为这样做公平，或出于行政管理更简便的考虑，而提高年轻工人的工资。然而，如果青年劳动生产率低于调整后的工资，企业可能同时试图减少年轻工人的工作时长比例，或减少其雇用的年轻工人比例。我们还检验了正向工资溢出是否与年轻工人的负面就业后果相关，结果未发现负面溢出的证据。
对年轻工人的正向溢出之所以可能发生，或许是因为工人或企业都关心薪酬公平，并且工人希望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无论年龄大小都能获得相同工资。如果工人的公平偏好完全是工资溢出出现的原因，那么在团队中工作或在工作时能直接看到同事的员工，其溢出效应应当更强。
我们在上门护理行业中复制了分析，以检验溢出效应是由工人的偏好还是雇主的偏好所驱动。上门护理是一种社会护理服务，面向居住在自家住宅中、需要个人护理日常照料或其他活动协助的人群。上门护理助理通常独立工作，并驾驶自己的汽车前往客户家中提供服务。由于其工作往往被安排为短时、零散的家访，他们通常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合同。
因此，上门护理人员与同事面对面互动的机会有限，他们也不太可能充分了解同事的工作条件。如果工资溢出完全源于工人的偏好，我们预计上门护理人员的溢出效应应小于护理助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上门护理人员所经历的工资溢出效应与护理院行业的规模大致相当。看来团队动态和工人的公平偏好并非最低工资溢出效应的关键驱动因素。
还有两种理论可以解释向下的工资溢出。雇主可能偏好薪酬公平，或希望追求行政管理的简便性，以降低管理多样化工资结构的成本。我们无法正式检验这两种理论哪一种更为重要，但我们从护理院收集的信息似乎支持“公平假说”。
我们在国家生活工资实施前后，对护理院所有者和管理者进行了调查，并询问他们对该工资水平的看法。在实施前，43%的受访者认为国家生活工资水平大致合适，15%认为过低，38%认为过高，4%没有意见。2016年4月之后，受访者的态度明显更为积极：53%认为大致合适，20%认为过低，24%认为过高，3%没有意见。
此外，虽然受访者经常表示，工人获得生活工资是公平的，但没有人提到行政管理的简便性是统一年轻和年长工人工资的理由。因此，雇主的偏好是对工资溢出最合理的解释。
最低工资结构的变化对直接受影响的年长工人和间接受影响的年轻工人的工资产生了主要影响。我们没有发现就业调整的证据，但护理质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