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洲经济再度陷入低迷，且美国增长放缓迹象显现，发达经济体可能面临陷入与日本相同的长期低迷的风险。为避免这一结果，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并应对背后更深层的结构性力量。
不久前，传统观点认为“日本化”不可能在西方经济体中发生。美国领先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增长乏力、通缩与长期低利率同时出现，政策制定者将有工具应对。他们曾毫不犹豫地告诫日本人，需要采取大胆措施，将国家从数十年的低迷中拉出。“日本化”被视为政策失误可避免的后果，而非不可避免的必然。
然而，“日本化”的阴影如今笼罩着西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复苏在欧洲和美国都比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预期的更为疲软，且更不具包容性。近期，在欧洲和日本，摆脱低增长和持续通缩压力所构成的“新常态”、实现“逃逸速度”的希望已经破灭，一些人担心美国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尤其是欧洲，再次陷入令人担忧的区域性放缓。增长预测持续被下调，欧洲央行也承认其此前对实现目标通胀率的乐观判断有误。随着政府债券收益率下降，负利率证券的全球交易规模已达约10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日本即将迎来第四个十年名义增长、通胀和利率持续处于低位的局面。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担忧即将到来的放缓，一些人敦促美联储降息，另一些人则呼吁其采用更高的通胀目标，以应对过度通缩的风险。
那些过去对“日本化”威胁不以为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是否过于草率？答案是既对又不对。
当今对“日本化”的担忧源于对结构性通缩力量的合理担忧，这些力量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增长放缓且包容性下降。这些力量包括社会老龄化、收入、财富和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加剧、广大人群的社会和经济不安全感，以及对机构和专家意见的信任流失。
与上一轮资产泡沫后企业“僵尸化”一道，这些结构性因素导致需求下降，并且在边际上使风险规避和自我保险增加，而非促进增长的风险分担。创新，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移动技术，是另一个因素。尽管这些技术的经济影响尚不明确，但毫无疑问，它们正在降低越来越多经济活动的进入门槛，并至少在短期内对价格形成下行压力（即“亚马逊效应”）。尽管如此，它们对增长和生产率的长期影响仍有待观察。
增长还受到一些较为间接的方式的抑制。例如，长期处于低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为负的利率，往往会侵蚀金融体系的制度完整性和运营有效性，从而减少银行放贷，并限制保险和养老机构能够向家庭提供的长期产品范围。另一种间接影响源于对未来的预期。增长和通胀持续低迷的时间越长，家庭和企业就越倾向于推迟消费和投资决策，从而延长低增长和低通胀的局面。
最初低估“日本化”威胁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淡化或干脆忽视了这些直接和间接因素。回头来看，他们不应对以下情况感到意外：人口老龄化最快、内向移民较少的社会，正是如今陷入“日本化”困境的社会。
不过，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政策确实能在宏观经济结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结构性力量被过度的周期性紧缩放大时，如1989年的日本便是如此。问题在于，他们往往过于狭隘地关注货币政策，同时高估了其效力。面临“日本化”风险的国家，需要更为广泛的政策组合，以同时应对经济的需求侧和供给侧。
毕竟，货币政策在接近“零利率下限”以及其他“流动性陷阱”因素发挥作用的情形下，效力会减弱。大规模资产负债表操作，如量化宽松（QE），可以通过直接向体系注入更多流动性来争取时间。但它们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并且伴随着自身的成本、各种附带损害和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此，防范“日本化”的最有力保障，是在国家、地区（以欧洲为例）和全球层面推行需求侧与供给侧相结合的措施。在财政空间充裕的国家，这可能意味着放松政府预算约束，并增加提升生产率的投资（如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方面）。而在面临技能短缺的任何国家，增加合法移民并完善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有助于弥补缺口。
此外，这些政策还需辅以对最弱势人群更有效的保护，尤其是在医疗、培训和劳动力再培训方面。若缺乏更好的政治领导和更开明的全球政策协调，上述任何一项都难以实现。
“日本化”给西方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提供了三点尚未充分吸取的教训。第一，结构性压力使得及时采取行动以扭转低增长、通缩以及零利率至低利率的局面变得更加迫切。第二，非常规货币措施或许必要，但远非充分。第三，在制定所需的综合政策应对方案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障碍与其说是技术性的，不如说更多是政治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