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毫无疑问地表明，主流经济学模型所依据的关于人性的假设根本是错误的。
因此，如果我们要应对气候变化和不平等等一些最迫切的全球问题，就需要设计能够容纳人性真实复杂性的新经济模型。
我们现在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概念的核心思想——认为我们本质上自私，只了解自己的愿望，并会理性行事以最大化自身效用——只描述了我们本性的一部分。而认为只要让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自由运作，世界就会变得更好的观点过于简单化，无法帮助我们解决所面临的全球问题。
我们真的那么自私吗？
相反，我们需要超越“经济人”的经典观念，构建新的合作模型。这些模型不应只聚焦于稳定、自私的偏好，还应纳入能够引导不同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系统。这样更贴合现实、以实证为基础的模型，便能让我们培养更强的同情能力，并将其融入一种充分反映人之为人的新型关怀经济学。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动机系统。权力和成就、消费和欲望都能驱动我们；同样深刻地驱动我们的还有 关怀和依恋系统。这些系统经过演化，使我们能够建立稳定的关系、建立信任并照料儿童。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动机系统为所有人类所共有，而且其中大多数甚至也为动物所共有，世界就会显得截然不同。
同理心和同情心等能力是人性的一部分，甚至也为其他动物所共有。 近期发现 展示了 大鼠的共情反应 ，而依恋关怀系统也已在许多不同物种中得到广泛研究。
同理心与同情心的区别
然而，区分基本的共情和关怀反应与更普遍的同情能力十分重要。普遍的同情或许是人类独有的功能。仅有同理心未必会促使亲社会行为。例如，如果你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也不一定会帮助这个人。同理心还可能导致共情性痛苦，甚至引发退缩或攻击行为。
相比之下，感受到同情意味着真切地关心他人，并强烈希望减轻其痛苦。比如，一位母亲看到孩子摔倒后哭泣。母亲或许会短暂地与孩子感同身受，体会到孩子的痛苦。但片刻之后，母亲会把孩子抱在怀里，安抚慰藉，并帮助孩子好受一些。在这里，母亲自然而然地将同理心转化为同情和关怀。如果母亲也像孩子一样哭泣、表现出痛苦，对孩子并无帮助。
同理心和同情心似乎都是人类天生的能力。然而，面对他人痛苦时，这两种反应都很脆弱，也很容易转向相反的一面。
足球迷与同理心的局限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表明，例如，当某人对我们不公平，或属于外群体（如竞争对手球队的球迷）时，人们就会停止对其痛苦产生共情。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同理心，而是幸灾乐祸。
人类往往会强烈认同我们所说的“内群体”，而非“外群体”。内群体可能依据种族、性别、年龄或宗教归属等特征形成。我们似乎天生就能对内群体成员产生同理心和关怀，而且这种反应很容易被引发；但要培养对外群体成员或陌生人的同情与关怀，则需要更多训练。这种普遍或全球性的同情——关心与我们迥异的人群——可能还需要更高阶认知功能的参与。这种普遍的同情或许是人类独有的。
你能学会变得更有同情心吗？
我们通过一项名为 ReSource 项目的大型心理训练研究，考察能否训练成年人增强同情心和亲社会动机。这项为期一年的计划在德国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开展，参与者近300人，所有人此前都没有心理训练或冥想经验。
参与者接受了强化训练，包括三个为期三个月的心理训练模块。每个模块都以为期2.5天的静默静修开始，使参与者能够进行各种心理练习和技巧训练，每天30分钟、每周六天。训练旨在培养广泛的心理能力和社会技能，例如注意力、正念、身体和自我觉察、应对压力和困难情绪、从认知角度换位思考，以及同情心。在这一年期间，我们通过90多种不同指标对参与者进行科学追踪，评估其大脑、激素、健康、行为和主观幸福感的变化。
你的大脑也是一块肌肉
ReSource 项目和此前类似但周期较短的研究的初步结果表明，正如我们可以在健身房锻炼肌肉一样，经常进行日常心理训练也能锻炼大脑，并改变其结构和功能。
这种心理训练不仅能够改变支撑注意力、情绪调节和同情心等功能的大脑网络，还能改善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并减轻压力。正如预测的那样，我们的测试显示，同情心训练能增加助人、信任和捐赠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这种训练能够将自私偏好转变为更利他、更亲社会的偏好，而后者是全球合作所必需的。
初步结果还表明，变化取决于密集练习了哪些心理训练。例如，理解他人心智的能力等社会认知技能，只会在专门用于培养这种“读心”能力的训练之后提升，而单独进行基础正念练习则不会。此外，初步结果表明，心理和情绪转变需要时间。有些参与者报告说，训练仅几天或几周后，他们就感到压力水平有所降低；但可测量的生化变化可能要数月后才会出现。
从自私的社会走向可持续的社会
我认为，这些发现意义重大。它们表明，通过培育我们的心智与内心，我们能够将动机从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转变为更具关怀性和依恋性的动机，而这些动机又会促进亲社会行为与合作。
理解他人的动机以及如何改变这些动机，对于建设更可持续的社会至关重要；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会为共同目标而合作。
基于这些以及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其他发现，我们目前正与经济学家、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Dennis Snower 一起，构建基于动机的经济决策计算模型。
这些模型将使我们能够对经济情境中的预期货币交换行为作出明确预测，例如公共利益问题中的行为。随后可在实验室检验这些明确的行为预测，其中若干项实验已经开始。
ReSource 项目使用的世俗、伦理性心理训练练习可应用于企业、政治机构、学校（面向教师和儿童）以及医疗保健场所；事实上，任何压力和倦怠水平较高、并存在相关疾病的场所都适用。
训练计划也应在幼儿期引入，让儿童以世俗且经科学验证的方式学习伦理价值观，以及如何运用心理技能和同情心来调节压力和情绪。我们不应只向儿童传授知识，还应确保他们掌握重要的心理能力，使其终身受益。
助推的力量
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需要改变机构的设计，使其更加注重协作和团队努力。例如，多个政府根据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知识设立了所谓的“助推部门”；这些部门通过提供微妙的提示、启动效应和其他建议来影响行为。
为了让这类以科学为基础的计划得以推广并造福社会，我们即将探索建立“ReSource 研究所”的可能性，以帮助将此类计划转化为具体社会领域中的实践。
可以说，缺乏同情心是人类诸多重大失败的根源。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培养这些特质，并弘扬或许略显过时的伦理观念——共同利益，我们就无法成功应对最严峻的挑战。
作者：Tania Singer 教授，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所长
图片：2007年1月7日，海地家庭在海地热雷米镇的街道上行走。路透社/Eduardo Muno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