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多年里，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一直放缓，尽管自2017年前后以来，迟来但力度有限的复苏已开始显现。以美国为例，本世纪人均总产出年均增长约1%。这约为20世纪下半叶平均增速的一半。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曾著名地提出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权衡，这意味着高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乏力不太可能同时出现。然而，这恰恰是美国正在发生的情况。问题出在哪里？
在《被俘获的经济》一书中，布林克·林赛（Brink Lindsey）和史蒂文·特莱斯（Steven Teles）探讨了美国金融、土地使用、职业资格许可和知识产权等经济领域。他们认为，强大利益集团已经控制了这些领域，并利用国家权力扭曲市场以谋取自身利益。这种寻租行为正在削弱增长、加剧不平等。正如作者所言：
在美国经济的若干领域，竞争开放度已经下降，保护圈内人士的交易也日益堵塞市场……这些交易削弱了经济的活力与创新能力，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与此同时，它们将收入和财富重新分配给精英阶层，而这些人能够利用政治体系为自己谋利。
这种特殊交易只是一个更广泛问题的表现：围绕经济资源的相互竞争诉求，正日益损害西方经济体。林赛和特莱斯的论点涉及经济供给侧的失灵。
在我们最近出版的著作《公平份额：相互竞争的诉求与澳大利亚的经济未来》中，我和迈克尔·基廷（Michael Keating）认为，更大的利益诉求冲突和分配问题如今正在影响西方经济体的需求侧。这些问题也造成经济增长乏力和不平等加剧。
该关注需求了
但这两种结果如何关联？我们在《公平份额》中指出，不平等加剧正通过压低总需求，削弱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我们的观点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认为，增长主要源于经济供给侧。
近几十年来，许多新自由主义供给侧政策已付诸实施。近期增长乏力的态势令供给侧理论受到质疑。事实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促使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过去十年的事件应当引发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场危机”。
需求侧一些显著事实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西方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工资份额已经下降。
更重要的是，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已经出现的工资增长主要集中在收入最高的人群中。这些“赢家”的消费倾向低于收入分布中较低几个十分位的人群。因此，收入不平等过于严重，加上工资增长慢于生产率增长，可能导致需求持续不足，进而削弱经济增长。
全球金融危机（GFC）之前，许多经济政策都旨在避免总需求不足。一种做法是维持极具竞争力的汇率，以支持出口导向型增长（例如中国、德国）；更常见的做法则是增加消费信贷供给，以支撑消费需求（例如美国、英国）。
从长远看，这两种策略都未被证明可行。首先，不可能所有国家同时成为净出口国。其次，所需的消费信贷增长风险越来越大，最终助长了全球金融危机。
此后，由于总需求不足，发达经济体经历了长期停滞，复苏也十分乏力。需求不足持续的时间越长，潜在产出增速也会放缓的风险就越大。
经济产出受到影响，是因为缺乏新投资，而技术进步依赖新投资；同时，劳动力未能充分就业也会使劳动者技能退化。事实上，低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缓慢并存，这表明美国潜在产出增速的放缓已经发生。
更广泛地说，经济利益诉求相互竞争，可能导致通胀、工资停滞、不平等加剧、需求疲软和经济增长放缓等不同组合。《公平份额》的核心论点在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彼此关联。
为何增长取决于均衡的收入分配
西方资本主义始终沿着相当狭窄的分配轨道运行。如果分配平衡向任一方向偏离过远，总需求不足和增长疲软的风险就可能显现。
正如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所看到的，追求过高的工资增长可能导致滞胀，进而造成投资不足和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如今正在发生的情况是，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会因需求与消费不足而拖慢增长。
因此，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追求更高工资，还是近来偏向资本和最高收入群体的分配变化，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两个时期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难以维持增长。
因此，我们的理论表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问题与今天的问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相去甚远。两个时期问题的根源本质上都是分配变化。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监管及其他变化改变了参与利益诉求竞争者之间的相对力量，劳动者尤其是工资水平因此受损。另一些人，如林赛和特莱斯，则认为，寡头竞争、寻租以及其他形式的市场力量与弱势地位扭曲了收益分配（另见卡梅伦·默里（Cameron Murray）和保罗·弗里杰特斯（Paul Frijters）合著的《朋友圈的游戏》，探讨澳大利亚相关情况）。
我们承认这两方面的变化，但认为收入分配变化最大程度上源于技术变革：技术变革掏空了中等收入岗位，而相对劳动力短缺则往往偏向特定技能。这两个因素是收入两极分化加剧的主要驱动因素。
此外，就工会力量的影响而言，我们认为，为适应技术变革而发生的劳动力产业和职业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工会会员减少、议价能力下降。
政府应当如何应对？
对此，政府应着力提高工资，纠正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任何此类战略若聚焦于应对技术变革，效果都会最好，因为技术变革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首要原因。正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总结的，这一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不平等研究指出：
总而言之，从长远看，提高工资、缩小工资差距的最佳方式是投资于教育和技能。
因此，我们认为，应加强教育和培训，帮助劳动者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就业机会。这种做法有望同时提振总需求和扩大供给。还可能需要采取直接措施提高低收入，以完善社会安全网，帮助那些未能受益的人。
更广泛地说，开放经济模式能否成功延续，乃至资本主义民主能否持续，都取决于能否妥善解决相互竞争的利益诉求。尤其需要公平分享经济产出增长带来的收益，并使工资与生产率增长紧密挂钩。
可以明确看到，近几十年来的供给侧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已大体走到尽头。供给侧议程往往以这样的前提为起点：通过进一步放松监管和减税，将政府作用降至最低。然而，当今许多问题的性质要求政府发挥更积极的干预作用，同时继续保持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关键优势。
政策的新重点必须转向需求侧。收入和教育机会未能得到合理分享，正在造成一群不满的“失意者”，并形成高度不稳定的局面。因此，我们看到政治反弹日益加剧，右翼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抬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现象相继出现。
反全球化和反经济结构调整的浪潮真实存在，而且正在加剧。它威胁着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资本主义。
这一切使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等评论人士将之称为“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其特征是“资本主义市场与民主政治之间普遍存在且本质上无法调和的冲突”。或许如此，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过去曾做得好得多，尤其是在战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黄金时代。
这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
即使在今天，一些国家应对局势的表现也优于其他国家，这说明政治和政策能够发挥作用。
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为提高市场灵活性而推行的改革，支撑了资本主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之一。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工资份额在2015年与1990年大致持平，略高于1960年。
此外，澳大利亚可能拥有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效率最高的再分配体系。在霍克和基廷工党政府与工会达成的协议框架下，社会工资的增长显著快于其他收入。
尽管澳大利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许多海外国家，但这里的不平等也在加剧。过去几年，已有明确迹象表明，工资停滞不前，而且家庭债务水平已非常高。
因此，澳大利亚亟须采用更有利于增长的收入分配方式。关键措施包括支持工资增长，并确保人们更有能力适应现有工作的组织方式变化；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帮助他们转向技术经常创造的技能要求更高、薪酬更好的岗位。
我们需要一项新的议程。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经济转型，而转型以创新和技术变革为基础。因此，与许多经济学家的假设相反，经济增长很可能会影响收入分配，而这本身就可能给增长的可持续性带来未来问题。
从经济和政治角度看，关键在于政府必须准备好在扩大供给的同时提振需求。我们越来越无法回避眼前的分配问题。赢家需要通过更有效的支持和一定程度的再分配来帮助输家，尤其是在工资持续停滞、民众对现行经济体系中被认为不公的现象日益抵触，令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