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疫情支持计划加重各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各国正在寻求税收收入。
财富税是指对富人拥有的资产征税，而非对其收入征税。
对财富税采取明智的做法可以促进创新和投资。
本月早些时候，人类百万富翁组织，该组织由83位全球最富有的人士组成，呼吁各国政府在新冠疫情经济冲击之后提高税收。
这一构想颇具前景，但要真正取得成功，其实施方式必须能够获得富人的广泛支持。否则，它只会促使富人将资本，以及居留地，转移到别处。
财富税（即对富人拥有的资产而非其收入征税）是去年最受欢迎的新政策构想之一。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在各自竞选2020年民主党初选时都提出了这一构想。
在英国，反对党工党已将财富税列为其重点政策之一，公共债务因新冠疫情纾困计划而达到创纪录水平。
尽管财富税有充分的论据，也有一些知名的倡导者，但事实上，许多国家近来已经放弃了财富税。1990年，经合组织有12个国家实行财富税；到2018年，仅剩三个国家仍保留该税种。
部分原因在于财富税的经济回报不佳。法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皮歇估计，由于资本外逃，法国从其版本的财富税中获得的实际收入仅为其损失的一半，该税种已于2017年废除。似乎唯一有效的财富税是“经同意”的财富税。
左翼对财富税的支持可能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财富税是对资本主义的攻击。但明智的财富税可以通过促进创新、创业和财富创造，而非仅仅保全财富，以最可持续、最讲究精英择优的形式保留资本主义。
尽管财富税看似是一种“新”政策构想，但事实上它是一种传统的（有人甚至会说是直观的）税收形式。古希腊人曾对雅典最富有的人征收埃斯弗拉财富税，尤其是在战时。鉴于大流行病及应对措施已被许多领导人比作战争，或许现在正是迎接现代后疫情时代“埃斯弗拉”的时机。
比古希腊人更晚的时期，天课施舍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中都以流动资产2.5%的财富税形式发挥作用，并且是伊斯兰经济体旨在促进自由贸易同时限制不平等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模式已被英国国家天课基金会和美国天课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复制。
通过结合埃斯弗拉和天课的具体且短期的特点，我们可以设计出让最富有的人与最贫穷的人都能受益的财富税。与其对所有资产征税，不如仅对超过某一门槛的流动资产（例如现金或极具流动性的类现金工具）征税，这意味着富人并非因其资产本身而受到惩罚，而是受到鼓励去让被困的财富流动起来。这样的财富税实际上是在惩罚厌恶风险者，并奖励那些愿意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惠及所有人的进取者。
全球80万亿美元的“广义货币”（即现金或极具流动性的类现金形式）。目前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未被征税。如果对此征收例如2%的税，每年可筹集1.6万亿美元。（为让您了解这一变革的影响力，消除全球饥饿仅需约70亿美元。）
但是，专注于现金和流动资产的财富税，其真正的益处并不在于为政府筹集的资金，而在于其为经济所带动的资金流通。
例如，如果某人持有200万英镑现金且未进行投资，政府在征收2%的税后将筹集4万英镑。但如果该人士为避税，这200万英镑很可能转而在经济中流通，其效果是4万英镑的50倍。
如果政府激励投资于能够产生最大变革的特定领域，这一益处可能会更加显著。
例如，投资风险投资在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这类创业特别适合解决社会问题，并在生物科技、基础设施、气候变化和教育科技等需要长期耐心资本的领域引领创新。
这种增加的投资还可以通过扩大被排斥群体获得资金的渠道，帮助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凝聚力（例如，在英国获得资助的初创企业中，仅3%的创始人是穆斯林）。
假设受此税种影响的富人能够为其现金找到略有盈利的投资，那么与现状相比，他们最终将成为净赢家。政府需要提供低风险、中等回报的投资产品，例如绿色债券或伊斯兰债券（Sukuk），以使向财富税经济的转型对富人而言既无痛苦又有利可图。
如果可以在纳税与投资并流通其财富之间选择，许多富人会选择后者。
如果可以在纳税与投资并流通其财富之间选择，许多富人会选择后者。而如果这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甚至是慈善性质的财富运用方式，他们将因多方面原因而感到欣慰。
“分享财富”不仅意味着将其捐赠给慈善机构，也可以意味着投资，使增长的成果惠及所有人。在世界需要寻找新解决方案之际，明智且可行的财富税可以促成这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