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分析，强调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与1978年后改革之间的延续性。
以国家引导的现代化推动增长，涵盖基础设施、外国投资、数字创新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要在允许实验性做法、即兴发挥和创造性思维（这些将推动未来的经济活力）之间进行审慎权衡，需要谨慎把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实现这一剧烈的经济转型的？在短短40年间，它如何从一个以农村为主、贫困且技术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拥有尖端科技企业、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令人羡慕的广泛高铁网络，并在全球南方不断扩大影响力的技术超级大国？
近几十年来，这一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在中国以外）被讲述为一个摆脱毛泽东时代破坏性意识形态极端做法的故事。在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的时期，中国引人注目的成就——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1980年至2015年）——恰好成为支持市场自由化、贸易和放松管制主张的典型例证。
即便在今天，新自由主义信条的这些支柱已不再被普遍视为纯粹的积极因素，但若有人断言中国已成功使数亿人脱贫，仍很可能会遭到另一种论断的质疑，即数亿中国人是凭借自身的努力才摆脱贫困的。
毛泽东时代的奠基：为改革铺平道路
诚然，私营部门的增长、工资和价格自由化、出口部门以及对外国投资的开放，都在中国的崛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邓小平标志性的改革开放政策一经实施，经济增长确实随之腾飞。
但是，“传统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把1949年后最初几十年中一些人坚持认为的严重错误、生命损失和岁月虚度也计算在内，毛泽东执政时期奠定的基础——包括土地改革与再分配、对重工业、公共卫生、识字教育、电气化和交通运输的大规模投资——也为中国提供了可观的起步优势。这些发展使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之前就已为起飞做好准备，1978年改革开放。邓小平的改革催化了中国的经济起飞，但这些改革建立在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关键基础之上，而这些基础常常被忽视。
至于中国人民靠自己摆脱贫困的说法，它忽视了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的娴熟治理。它也没有考虑到当时惊险的政治局势——在若干关键时刻，较为保守的领导人本可轻易战胜邓小平及其他改革派。
这种观点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的关键作用——不仅是邓小平，还有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他们在基础设施和高等教育方面做出了具有远见的投资。同样重要的是，它忽视了领导层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作用，即确保国有资产有序私有化。
这一做法维护了社会稳定，即便在关闭低效国有企业这一可能引发动荡的过程中亦是如此，并帮助催生了房地产私人市场，为普通中国民众创造了巨额财富。
是的，中国从战火蹂躏、贫困落后的农业帝国废墟中迅速崛起，成为以城市为主、中高收入的超级大国，甚至有能力在技术领先地位上挑战美国，这一崛起故事确实离不开务实、实验精神和战略远见，但这并非仅仅归功于私营部门的企业家。
邓小平的愿景：改革开放与摆脱休克疗法
1978年后中国的快速转型，不仅源于中国领导人所决定做的事情——即他们积极的政策选择——也如人们常常忽视的那样，源于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所决定不去做的事情。
伊莎贝拉·韦伯曾令人信服地论证，认为中国的选择性价格自由化政策是其成功的关键：中国避免了“休克疗法”——即突然、全面的价格自由化——她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表现相对不佳。
中国转而采取了双轨制，其指导方针可概括为“抓重放轻”，即钢铁、电力、石化、交通运输等核心战略性行业暂时仍保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从而能够在不发生剧烈动荡的情况下逐步适应市场机制。某些轻工业——尤其是那些出口市场前景看好的行业——则被允许实行自由化，并随着经济其他部门的调整以及以渐进方式开始融入市场机制而逐步扩大。
不同经济部门被允许试行市场化改革的顺序同样至关重要。农业改革——最著名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出售超出国家规定交售量的任何农作物——首先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保持粮食、食用油及其他主要农产品价格管控的同时，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并确保了充足储备。这有助于改革派不仅赢得普通民众的信任，也赢得了对社会动荡心存顾虑、不愿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观念的保守派的支持。
为避免重蹈俄罗斯政策失误的覆辙，并担心俄罗斯的例子以及中国自身的国内动荡可能助长反对市场化的保守派批评者，邓小平于1992年初开启了如今广为人知的“南方谈话”。
有意效仿古代帝王偶尔浩荡巡游富庶南方各省的做法，邓小平借南方谈话向公众、政治局内的盟友（及对手）以及地方官员表明，他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改革。他特别提到了深圳等经济特区——这些特区充当了市场改革的试验场，吸引了外国投资，并推动了出口导向型增长，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
这些特区成为（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至今仍是）推动工业化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引擎，为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末，它们成为合同制造的中心，而在深圳，则成为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硬件产业的中心。
战略性国家干预：基础设施、外国直接投资与国有企业
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政策同样对其经济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提供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并营造有利的监管环境，中国成为外国资本的汇集地，这些资本最初主要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亚洲和北美的海外华人社群。这一外资涌入不仅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合资企业及其他形式的合作，中国系统性地吸收并消化了外国技术，迅速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距。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增长。最初，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投资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日本通过谈判达成了重要的“以基础设施换取资源”协议，用以建设先进的矿山，以及运输矿石至港口以便装运回日本所需的铁路。待投资以实物形式偿还后，所有权便归还中国。这一模式对中国非常有利，正如学者德博拉·布劳蒂加姆所指出的，中国随后在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复制了这种以基础设施换取资源的协议。
中国如今备受瞩目的基础设施投资——其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速公路网，以及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降低了物流成本，促进了国内和国际贸易。电信基础设施的扩展支撑了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并增强了全国范围内的整体互联互通：中国目前拥有超过425万个5G基站，相比之下，美国不足15万个。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战略的另一关键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渐进式重组和部分私有化，包括在石油和电信等关键行业中有意培育竞争者，旨在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从而使产业部门更具活力。中国的主要国有企业甚至进入了美国领先的资本市场，并借此改善公司治理、提高透明度、精简运营，以吸引海外投资者。总体而言，这一整体进程管理得当，较好地平衡了市场机制带来的益处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尽管国有部门仍然重要，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早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就业增长主要已来自私营部门。三十年间，城镇化推动了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提供了持续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与此同时，庞大的中产阶层推动了国内消费，为商品和服务创造了巨大的国内市场。1998年之后，这一情况尤为明显。那一年，时任总理朱镕基推动的住房制度改革政策得以落实，使居民以大幅折扣价购买国有住房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普遍。商品房市场几乎在一夜之间形成，并成为城市财富的重要来源。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得益于冷战后的地缘政治转变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化趋势。该地区如今已持续超过40年的国家间和平局面、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以及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显著促进了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流动，使其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
尽管难以量化，但文化因素同样不容忽视：强烈的职业道德，以及儒家价值观的影响，其强调教育与社会和谐，这些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成功。
谈及教育，北京把资金投在了其文化偏好本就所在之处。中国在人力资本开发方面的巨额投入，对维持其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对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大量投资，培养出了技能更加熟练、更具适应性的劳动力。
短短20年间，即从1995年到2015年，中国从仅有8%的适龄人口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就读，发展到超过50%的人口接受了大学教育。随着中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其劳动力素质成为一项关键竞争优势。
中国的数字革命
中国迅速采用数字技术，使其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便处于前沿地位。从1997年开始，当时中国互联网尚处于起步阶段，一批科技企业家（包括许多来自美国的海归人士）创办了公司，这些公司在短短十年内便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科技企业之一，拓宽了普通中国人的信息视野，改变了零售业格局，并推动了进一步的创新。移动支付的广泛使用以及阿里巴巴等电商巨头的崛起，使中国跃居数字商务的前列。
在消费互联网由私营部门主导增长的同时，中国政府认识到技术的变革潜力，并推动企业拥抱科技。
通过始于21世纪初的“信息化”运动和十年后的“互联网+”行动，北京激励企业拥抱技术。到2010年代中期，外国游客在中国城市中频频评论中国消费体验的超现代感。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通过补贴，并明确向科学家、研究人员、地方官员和企业家传达其优先事项，表明了其认定的关键技术：人工智能、先进机器人、新型装备、先进半导体、下一代电信标准、电动汽车、光伏和风能等，仅举几例。
未来挑战：平衡增长与稳定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领导层，当前的重点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意味着，人们希望创新将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更加注重质量型增长，而非数量或快速扩张。这更具体地转化为重新强调基础科学、新材料和半导体等“硬”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效率与合理化，以及绿色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希望看到物理学家在做物理研究，而不是设计复杂的金融产品或社交媒体广告算法。这些战略能否引领中国度过下一发展阶段，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如果以中国过往的记录为鉴，人们或许应重新考虑是否还要押注其失败。
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许会从中国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但塑造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文化因素和政策决策之独特结合，未必容易复制。鉴于中国自身的话语中频频提及“中国特色”，中国或许不太可能推行其自身的发展模式，不过毫无疑问，其中一些特点将颇具吸引力。随着中国不断演进，世界将密切关注其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以及它将为未来增长开辟怎样的新路径。
这些挑战众多：环境退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人口老龄化构成了重大障碍。在允许实验性做法、即兴发挥和创造性思维（这些将推动未来的经济活力）的同时，维持对中国迄今为止至关重要的稳定，需要审慎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