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计划陷入僵局，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和隐蔽的阻力机制阻碍着改革进展。在这些障碍消除之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2014年增长7.4%，为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几乎不可能依靠改革获得所需的推动力。
中国领导人深知，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可能有多么困难。1978年，邓小平启动激进的“改革开放”计划时，遭到了强烈反对，反对者主要是狂热的意识形态主义者和顽固的革命派。正如邓小平凭借自己的地位和魄力压服反对者，使中国经济现代化沿着既定轨道推进一样，习近平主席坚定的领导也能够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实施必要的改革。
当然，调和中国根深蒂固的利益错位并非易事——尤其是利益集团既不会公开、透明地讨论改革，更不会公开反对改革。相反，它们声称改革风险过高，或清除改革中的实质性条款。政府干预仅有所收缩，作出的让步也很有限，涉及的权力要么无关紧要，要么实际上从未存在过。
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两类利益冲突。首先，中国强大的官僚机构不愿以自由化和转向更加市场化的经济为由让出权力。
例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是负责国有企业的部级政府机构。如今，它的职责包括消除阻碍市场竞争的国有企业垄断势力。但削弱国有企业的权力也意味着国资委的作用会减弱，最终很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因此，反垄断工作进展缓慢，下一阶段的改革——向“混合所有制”转型——仍遥不可及。
同样，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下属机构，负责控制商业银行和家庭的外汇交易；它的权力来自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控制。国家外汇管理局意识到，资本账户自由化取得进展意味着自身最终可能消亡，因此找出种种借口（近期西方金融危机也为这些说辞提供了依据），以保留对外汇交易的严格管控。因此，尽管政府表示承诺要开放资本账户，中国人民银行至今仍未取得可观察到的进展。
中国第二大主要利益冲突存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双方本应调整收入分享模式。问题在于，双方各自分担的税收收入份额与必须承担的支出不匹配。地方政府被迫以占比过低的收入承担相当大比例的公共支出，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不断膨胀。
但中央政府仍不愿对收入分享模式作出重大调整，既担心这会影响自身财力，也不愿赋予地方官员更多权力。此外，中央政府怀疑地方政府能否妥善管理预算，并有效利用新增税收收入。
正如这些例子所示，根本矛盾在于改革进程的目标与支撑这些目标的激励机制不一致。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 “混合所有制”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构想。鼓励私营部门投资能源、电力和金融等战略领域的国有企业股份，旨在加强竞争、提高效率，并减轻政府的投资压力。
但私人投资者为何要把钱投进国有企业？作为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管理人员的企业中的少数股东，私营部门无法影响决策。除非中央政府愿意放弃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控制权，否则所有制改革恐怕只能引起私营部门的有限兴趣。
如果全面实施，本轮改革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它们会将权力平衡从官员转向市场。这将使中国能够继续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在此过程中提升数百万公民的福祉。
但既得利益者不会退让。尽管他们不会公然反对改革，却会继续拖延，并散布有关经济不稳定和社会紧张的恐惧，以阻止威胁其地位和特权的变革。除非并且直到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克服这种阻力，否则改革进展仍将缓慢。
本文由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布。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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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刻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世界经济论坛青年全球领袖，以及历峰集团顾问委员会成员。
图片：行人在上海浦东金融区的红灯笼下行走。路透社/Aly S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