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被广泛视为发展中国家增长的核心，现有证据表明，研发投资的回报应当极高。然而，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却很少。我们提出一种解释这一悖论的观点，它对经济趋同理论、创新绩效的基准比较与目标设定，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想和范围，都具有重要影响。
创新被定义为推出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业务流程，以及创造新思想。它推动了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而这一过程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础，也是各国如何实现繁荣的历史叙述中的关键要素。与此同时，思想、产品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构成了规模堪称历史性的外部效应。从长远来看，生产率提升可贡献一半的GDP增长（Easterly and Levine，2001），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技术的采用。这意味着，财富每年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规模达数千亿美元，远超国际援助资金流。
然而，要实现技术追赶，就需要广义地投资于吸收能力，而研发支出常被用作这一能力的替代指标（Cohen and Leventhal，1990）。对发达国家研发社会回报率的估算超过40%（较新的研究见 Lucking et al.，2017；Doraszelski and Jaumandreu，2013）。Griffith et al.（2004）基于经合组织样本进一步证实，随着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增加，研发回报实际上也会上升，反映出追赶带来的收益。对低收入国家进行简单的样本外预测显示，其研发回报率可能远超100%。借用Lucas的话来说，考虑到这样的回报，政策制定者很难想到还有什么其他投资可选。
然而，贫困国家在创新方面的投资远低于富裕国家，不仅研发投入如此（图1），几乎所有类型的投入也都如此——技术许可、管理技术、培训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政府似乎白白放弃了数十亿美元的潜在收益。事实上，Pritchett（1997）等人记录了过去两个世纪的“大分流”：贫困国家没有追赶上来，除少数例外，富裕国家反而持续领先。Comin and Hobijn（2004）以及Comin and Ferrer（2013）认为，正是新技术采用速度的差异，决定了大分流的规模。高回报与低投资这一反直觉的并置，促使我们近期出版了《创新悖论：发展中国家与技术追赶未竟的承诺》（Cirera and Maloney，2017）。
报告的一篇背景论文指出，或许可以化解高回报与低投资的悖论，并提供证据表明，事实上低收入国家并未获得如此可观的回报（Goñi and Maloney，2017）。我们使用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遵循Fan and Zhang（1999）以及Cai et al.（2006）的思路，处理条件变量集合中的内生性问题，估算一个标准生产函数，同时允许所有参数随发展进程而变化。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增强型劳动的贡献在发展过程中大致保持不变，而研发回报则呈倒U形关系（图2）。右侧纵轴代表技术前沿，沿横轴向左移动时，人均收入逐渐下降。我们以内部滞后变量和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作为工具变量，证实了Griffith et al.（2004）的发现：在收入水平达到当代阿根廷左右之前，研发回报会不断上升。然而，随着人均收入继续下降，研发投资回报会随着与技术前沿距离进一步拉大而急剧下滑；在收入分布最底端的国家，回报甚至可能为负。
我们对这一模式的解释与Lucas（1990）提出的问题类似。当时他问道：“为什么资本不会从富裕国家流向贫困国家？”答案在于，各类互补要素日益稀缺。创新或技术采用并非孤立进行的活动，而可被视为知识资本的积累；相关决策会与其他类型资本或要素的积累决策共同作出。这些要素的短缺会降低创新的预期回报。例如，在缺乏高水平技术人才的情况下，政府对研发的补贴回报甚微；大学或智库提出的好想法，如果没有具备较强管理能力的企业加以采用，就无法创造增加值；有好点子的创业者若无法获得信贷、进口所需的配套设备，或找到必要的合格员工，也会发现这个想法价值有限。正如我们所展示的，随着与技术前沿的距离拉大，这些互补要素——研究质量、管理水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会日益稀缺，最终可能抵消Gershenkron（1962）所说的落后优势。
这些发现之所以重要，有几个原因。
这些发现提供了一种机制，用以解释低收入国家为何未能向技术前沿趋同。不同的回报率提供了一种解释多个收入趋同俱乐部的新机制，例如Quah提出的双峰收入分布（Quah，1996；Maasoumi et al.，2007）：贫困国家的企业投资采用技术所获回报较低，而中等收入国家的企业则有很强的动力迅速向技术前沿趋同。
这些发现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创新绩效指标。对创新进行基准比较或制定研发目标时，必须考虑现有互补要素的存量。如果缺少这些要素，增加研发投入未必更好。因此，虽然人们常将某国的国内研究与发展总支出与技术前沿国家进行不利比较，并据此主张将更多资源投向研发，但只有当该国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水平也相近时，这种主张才成立。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了解，研发水平偏低是否确实反映了与创新有关的市场失灵。研发投资水平低，可能根本不是需要政府补贴等措施来解决的创新问题；它也可能反映了所有其他要素或某些要素的积累存在问题，原因从学校体系薄弱到信贷市场缺失都有。纳入互补要素后对创新缺口进行的模拟，实际上显示国内研究与发展总支出与模拟所得的创新障碍本身几乎没有相关性。欧盟研发目标也适用同样的逻辑。
这些发现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应当有更广泛的内涵。鉴于上述情况，国家创新体系（例如 Nelson，1993）不仅要涵盖通常与创新有关的市场失灵，如可占有性外部性，也要关注所有互补要素市场的运行情况。它还需要关注如何刺激企业对创新的需求，并确保企业具备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瑞典的创新政策可以合理地主要聚焦于解决与创新有关的市场失灵，因为配套市场运作良好；而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政策议程则必须广泛得多，既要支持研发，也要解决影响互补要素积累的市场失灵。
这一点又引出了我们所说的“创新政策困境”：越是远离技术前沿，为实现有利可图的创新而需要纠正的市场失灵就越多，而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却越弱。因此，要化解这一悖论，就需要提升国家能力，同时缩小干预范围。对于收入极低的国家，这或许意味着应当优先着力于建设企业能力或推动较低层次的创新，并可能将大规模研发投资留待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