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水火不容。
然而，经济政策战略专家阿莱西奥·泰尔齐（Alessio Terzi）并不同意。
证据表明，如果借助新技术实现绿色转型，经济增长也能助益地球。
2020年将作为人类的悲惨之年载入史册。然而，如果每朵乌云都有银边这句话属实，那么去年的一线希望或许是：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幅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快的速度（-6.4%）。
这并不神秘。为遏制新冠疫情传播而采取的措施，恰恰让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许多非必需行业停业，消费者也留在家中，全球GDP萎缩了4.9%。贸易额下降5.3%，航空出行需求则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下滑（-66%）。积极的一面是，在工业社会多年来的侵害之后，自然开始恢复生机。至少当时看起来是这样。海豚在威尼斯清澈的运河中游弋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后来人们证实，这些图片经过了伪造；不久之后，最严格的新冠限制措施也被解除。尽管如此，许多人仍在思考：发展经济与保护地球是否本质上就是两个无法兼容的目标。
这种疑虑正获得一些引人注目的支持者。就在上个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帕里西（Giorgio Parisi）批评决策者盲目崇拜GDP，认为这与《巴黎协定》无法相容。这番话呼应了气候活动人士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的指责。她早在2019年就敦促世界领导人摒弃经济永续增长的童话，并在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上重申了这一呼吁。
近期原材料短缺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感受：人类正遭遇有限地球所设定的严峻约束。美国CRB/BLS 13种工业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涵盖锡、铜、橡胶、锌、钢和铅等）最近创下历史新高。能源和食品价格也呈现类似的上涨趋势。初现曙光的新冠疫情后复苏势必会付出代价。
当前的困境并非没有历史先例。1973年，萌芽中的环保意识与飙升的能源价格相结合，使许多人开始设想，经济必然受限于地球有限的边界。就在一年前，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组生物物理学家发布了一份报告，梳理人口、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结论似乎不可避免：停止指数级增长，否则将面临灾难。尽管当时的石油短缺源于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非自然限制，MIT的《增长的极限》成为畅销书，销量超过3000万册。
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也不必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自1990年以来，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四分之一，实际GDP却增长了62%。美国的情况也一样。即使考虑到部分污染性生产转移到了国外，2007年至2016年间，排放量仍减少了（-13%），而GDP增长了13%。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其新书《以少胜多》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尤其是生产，已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地质调查局追踪的72种物质资源几乎全部脱钩（或实现了“去物质化”），这些资源包括金属、木材、水泥；即使计入原材料进口，情况依然如此。
能源使用情况也不例外。在经合组织国家，2000年至2016年间GDP增长了32%，而一次能源需求下降了（-1%）。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迈克尔·格鲁布（Michael Grubb）及其合著者在2018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对此作出了解释。能源价格上涨时——例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短期内会产生衰退效应。然而从长期来看，能源效率的显著提升会使经济恢复均衡。换言之，经济的适应能力极强，远非《增长的极限》中所描绘的那种僵化机械关系。《增长的极限》如果将日益严格的环境政策纳入考量，那么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出现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停止增长远非保护地球所必需，也会带来重大弊端。对富裕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可用于支付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的资源减少，而老年人口占比正在迅速上升。对较不富裕的国家来说，放弃增长更不现实，因为这会使许多人陷入困苦境地，连多项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社会动荡几乎不可避免。
经济增长可以实现绿色转型，尽管这需要迅速采用新技术。关键在于持续推进研究与创新，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幸运的是，这种创造力无穷无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