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内生产总值（GDP）视为衡量经济福祉的不充分指标，这一观点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当时，环保人士和女性主义学者指出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缺陷：未能计入环境外部性，也未能统计家务劳动等有价值的非市场服务。但直到过去十年，衡量经济进步需要“超越GDP”的观念才日益进入主流。
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森—斯蒂格利茨—菲图西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09年发布了报告。事实上，根据谷歌图书词频统计工具 Ngram（它追踪特定词语在书籍和报告中的使用情况），委员会发布报告时，“GDP”的使用频率其实已经过了峰值。如今，人们正广泛讨论各种替代性指标。
然而，在围绕替代方案形成足够共识之前，很难想象有什么能最终让GDP退出头条新闻，进而退出政策议程。替代指数层出不穷，从广为人知的人类发展指数到各种仪表板，而这些仪表板本身可能包含许多组成部分。这些思路虽有重叠，但缺乏GDP在经济理论中所拥有的那类基础，因此难以成为主流。
最近，我们与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首席经济学家本杰明·米特拉-卡恩合作，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衡量经济进步的方法，其根基是对社会福利的另一种理解。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一直建立在功利主义伦理之上——任何学过这门学科的人都知道，经济学假定人们会将自身“效用”最大化。从统计角度看，效用被认为是在特定时期内由收入和支出的流量产生。这解释了一个著名悖论：自然灾害看起来似乎有利于经济，因为尽管造成了破坏，灾后支出却会增加。至于这些支出用于修缮受损房屋和道路这一事实，则不会反映在指标中。
相反，我们主张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能力”概念为基础来衡量经济进步。他提出的问题是：人们需要什么，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最自然的衡量方式，是看人们能否获得几种资产。他们拥有金融资本吗？此外，还有人力资本（教育和技能）、实物资本（道路、住房等基础设施）、无形资本（例如专利、商誉或数据）、自然资本（清洁空气、绿地、健康的生态系统）以及社会资本（运作良好的社区或国家）？
我们的方法本身就能体现可持续增长的潜力。如果资产在不断耗减，增长就不可持续。除非经济计量体系纳入资产，否则就无法追踪可持续性。任何一类资产的全国总量都无法说明福祉状况。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群体或不同地区获得这些资产的情况。
这并非轻易就能完成的转变。它将标志着经济学概念思维的一次重大转变，而几十年来，这一学科对经济福利的概念——以及它与哲学和伦理学的交集——关注甚少。森的研究对发展经济学领域影响深远，但在其他领域鲜有应用。此外，尽管统计机构掌握了相当多的基础数据，但仍需建立一套资产仪表板。还有许多数据尚未掌握，需要开展大规模数据收集，并进行严肃研究。例如，众所周知，社会资本对经济结果至关重要，但对于它究竟如何影响经济，目前既没有公认的定义，也没有成熟的理论。
目前围绕衡量方式展开如此广泛的讨论，令人鼓舞。这表明人们对我们的研究兴趣浓厚；我们的团队共同获得了靛蓝奖。这是一项颇具影响力的新奖项，旨在表彰改革经济计量方式的提案（另一个获奖团队由帝国理工商学院的乔纳森·哈斯克尔教授带领）。如今，关于GDP及其替代方案的书籍已为数众多。新的研究项目也已启动，包括英国的卓越经济统计中心。
因此，我们提出的六种资本（金融、人力、实物、无形、自然和社会）或许最终不会成为GDP的替代指标。但总会有某种指标取而代之，既能体现可持续性，也能反映经济进步是否得到广泛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