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前夕于香港发表的演讲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呼吁政策制定者避免保护主义，防范日益增长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并促进惠及所有人的长期增长。以下为其演讲全文。了解更多关于春季会议的信息，请点击此处。
香港的转型——从制造业强国，到全球贸易引擎，再到世界级金融中心——体现了其对开放的独特承诺，即将本土人才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思想和专业知识相结合。
当然，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对不断变化的趋势就越敏感。
香港人深知，经济史从来不是直线前进，而是呈周期性波动。他们也明白，当经济上行或下行时，政策制定者都不能无所作为。
这也是我们全球经济的写照。
世界目前正经历强劲的复苏，有望带来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兑现这一承诺至关重要，不仅在亚洲如此，在世界各地亦然。
我一直呼吁各国政府利用当前的增长势头，推动亟需的政策行动和改革，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和服务业领域。
换言之，趁阳光正好时修缮屋顶。
这些改革往往在政治上十分困难，但当经济向上而非向下运行时，改革的效果更好，也更容易推行。
一些政府已采取行动，但仍需做出更多努力。
机遇之窗已经打开。然而，形势更加紧迫，因为不确定性已显著增加——从贸易紧张局势，到日益加剧的金融和财政风险，再到更加不确定的地缘政治。
我们如何才能维持当前的复苏势头 面对这些不断上升的风险？我们又如何促进惠及所有人的长期增长？
这些问题正是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下周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讨论的议题。
这也正是我今天想要探讨的议题。
全球经济形势
好消息是，经济形势总体上一片光明——太阳依然高照。
我们看到全球增长势头强劲，得益于投资增加、贸易回暖以及有利的金融环境，这正在鼓励企业和家庭增加支出。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月预测2018年和2019年全球增长率为3.9%，而正如您将在我们下周的预测中看到的， 我们依然持乐观态度。
预计今年和明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将高于其中期潜在增速。以欧洲为例，复苏势头现已在整个地区更广泛地蔓延。
美国已实现充分就业，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增长可能进一步加快。
与此同时，亚洲的前景依然光明——这对所有人都有利，因为该地区贡献了接近三分之二的全球增长。
日本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兴市场 和印度——正受益于出口增长和国内消费提升。
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仍面临挑战， 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大宗商品出口国正经历温和复苏。
因此，是的，当前全球形势是光明的。
但我们也看到乌云正在聚集。
现实是，预计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长势头最终将放缓。
放缓的原因包括：财政刺激措施逐步减弱，包括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以及主要央行使货币政策正常化，导致利率上升和金融环境收紧。
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疲软等问题，中期前景颇具挑战，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
政策制定者能做些什么？我认为有三项优先事项可以产生实际效果。
全球经济的三大优先事项
1. 避免保护主义
第一，各国政府需要避免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历史表明，进口限制会损害所有人，尤其是较贫穷的消费者。
这不仅会导致产品更昂贵、选择更有限，还会阻碍贸易在提高生产率和推广新技术方面发挥其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即使是受保护的行业，最终也会因变得不如外国竞争对手活跃而遭受损失。
然而，关于贸易限制的讨论常常与贸易逆差和顺差的概念纠缠在一起。一些人认为，这些失衡表明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是的，确实存在不公平的做法——这些做法必须被消除——它们确实可能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上留下印记。
但总体而言，这些双边失衡反映的是各经济体之间的分工情况，包括全球价值链的分工。
例如，一个专注于组装智能手机的国家，往往会与生产零部件的国家出现双边贸易逆差，而与购买成品的国家则出现贸易顺差。
更重要的是，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对一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整体贸易逆差影响甚微。这种失衡源于一国的支出超过了其收入。
应对这些宏观经济失衡的最佳方式不是征收关税，而是采取影响整体经济的政策，例如财政工具或结构性改革。
例如，美国可以通过逐步遏制公共支出的增长势头、增加财政收入，来帮助解决过度的全球失衡问题——这将有助于 减少未来的财政赤字。
德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可以利用其过剩储蓄来提升增长潜力，包括投资于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
那么，政策制定者应如何应对不公平的做法？
每个国家都有责任通过审视自身的 做法，并承诺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使所有人遵守规则，从而改善贸易体系。
这包括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偏袒国有企业的政策扭曲。这也意味着要依规贸易——即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全部164个成员共同商定的规则。
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多，但不能单打独斗。
请记住：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多边贸易体系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它帮助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全球人口比例减少了一半。它降低了生活成本，并创造了数百万个工资更高的新就业岗位。
但这一由规则和共同责任构成的体系如今正面临被撕裂的危险。这将是一场不可原谅的集体政策失败。
因此，让我们加倍努力，减少贸易壁垒，并在不采取例外措施的情况下解决分歧。
让我们携手推动具有前瞻性的贸易倡议，包括日本与欧盟近期达成的协议、新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以及所谓的TPP-11。
同时，我们还应确保相关政策帮助那些因贸易或技术进步而受到冲击的人群。应考虑扩大对培训和社会安全网的投资，使劳动者能够提升技能，并转向质量更高的工作。
在所有这些努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通过分析和建议，以及提供对话与合作平台，支持其成员国。
这正是我们设立的初衷。我们七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当各国携手合作时，全球性挑战便更易应对。
我们需要这种合作精神，以避免保护主义，并维持全球复苏势头。
2. 防范财政和金融风险
这里，数字说明了一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分析显示，经过十年的宽松金融环境，全球债务（包括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已达到历史最高的164万亿美元。
与2007年的水平相比，这一债务目前高出40%，其中仅中国就占该增幅的略高于40%。
这一债务累积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私营部门，其占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二。但这并非全部情况。
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处于自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如果近期趋势持续下去，许多低收入国家将面临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
低收入国家的高额债务可能危及发展目标，因为政府将把更多资金用于偿债，而用于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的资金则会减少。
归根结底，高额债务负担使政府、企业和家庭更容易受到金融环境突然收紧的冲击。这种潜在转变可能引发市场调整、债务可持续性担忧，以及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逆转。
因此，我们必须利用当前的机遇之窗，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这意味着在下一次经济下行不可避免地到来时，要为采取行动创造更多空间——或者，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就是要“建立 政策缓冲”。
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对许多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减少政府赤字、加强财政框架，并使公共债务逐步走向下降轨道。这应当通过提高支出效率和实行累进税制，以有利于增长的方式实现。
这还要求提高汇率灵活性，以应对波动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这些努力有助于减轻衰退的严重程度并缩短其持续时间。
例如，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拥有充足财政和货币缓冲的国家，金融危机后的产出下降幅度不到1%；而在没有任何缓冲的国家，这一降幅接近10%。
因此，运用宏观经济工具至关重要，但仅此还不够。
加强金融稳定、增加企业和银行业的缓冲能力是关键，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
这意味着在必要时减少企业债务，并增强银行的资本和流动性。这还意味着实施相关政策，以应对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包括香港的情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分析显示，全球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正日益同步波动——这可能会放大任何一国所面临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冲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样需要全球性的缓冲机制。
首先，我们必须通过避免撤销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增强资本和流动性缓冲而建立的监管框架，来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
此外，国际监管框架需要跟上快速演变的金融科技格局，以在发挥其潜力的同时防范新风险。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此发挥着核心作用，帮助各国在困难时期更好地应对资本流动的波动。
这些政策行动将共同有助于维持当前的复苏势头。
但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要促进更 可持续 且更加 广泛共享的长期增长。这是我的第三项优先事项。
3. 促进惠及所有人的长期增长
促进更强劲、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是一项关键挑战。
如果如预期那样，发达经济体的中期增长重新陷入令人失望的状态，这将加剧经济不平等、债务问题和政治极化。
与此同时，超过40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预计 其人均增长速度将慢于发达经济体。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放缓，这些国家与发达世界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将扩大。
正如我早前所说，机遇之窗已经打开。但要提高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各国需要加大经济改革和政策行动的力度。
让我谈谈两个可能改变局面的关键因素：
（一）首先，释放服务业的潜力，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
在从农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许多此类国家正在跳过传统的工业化阶段。
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这些国家可能会停留在较低的生产率水平，难以赶上发达经济体的收入水平。
然而，我们最新的研究表明，以交通运输、通信和商务服务为首的部分服务行业，其生产率水平可以与制造业相媲美。
这对菲律宾、哥伦比亚和加纳等国至关重要，这些国家的就业和产出正从农业生产转向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
这对数以百万计的女性的经济福祉也十分重要，她们往往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多数。
释放这一潜力并非易事。这需要增加公共投资于教育、培训和求职援助。这也意味着要向服务行业引入更多竞争。
在全球层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需要增加 服务贸易，包括电子商务，并减少该领域仍然极高的贸易壁垒。
（二）第二个可能改变局面的关键因素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
在尖端技术和系统方面，公共部门可以发挥引领作用——我们在亚洲看到了许多出色的范例。
在印度，公民的补贴和福利金直接发放到与独特生物识别信息相关联的银行账户中。在澳大利亚，税务机关实时收集工资信息，从而可以即时洞察经济状况。而在香港，得益于一套由政府资助的新支付系统，银行客户很快便能使用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转账或进行零售消费。
这些举措仅仅是个开始。世界各国政府现在也在探索提高效率的途径。
例如，一项最新研究估计，全球约有近20%的公共收入，即约5万亿美元，因税收不合规和政府资金误拨而每年流失。
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新工具，政府可以减少这些漏损，而这些漏损往往与腐败和逃税直接相关。减少漏损将使各国能够增加优先支出。
归根结底，数字化政府能够更高效、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并帮助改善民生。
请想一想：如今，发展中国家有更多家庭能够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数字技术，而非能够获得洁净水源和中等教育。
数字互动的潜力何其巨大！但这同时也提醒我们，需要有效利用技术，以推动更广泛的发展进程。
结语
让我作个总结。这一代政策制定者正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
他们可以简单地照搬过去的政策，这些政策成效参半——虽然大幅提高了生活水平，却让太多人被甩在身后。
或者，他们可以描绘一幅全新的经济图景 ——在这一图景中，开放贸易更加公平、更具合作性；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并更有力地支持经济增长；数字革命造福的不仅是少数幸运者，而是所有人。
正如伟大的艺术家亨利·马蒂斯所说：“创造需要勇气。”
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勇气——在政府的殿堂里、在企业的会议室里，也在我们的内心与思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