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西方国家，男性与女性的平均收入差距悬殊，约为15%，这一问题引起了政治人士和学者的关注，性别不平等是他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一些国家已经实施政策，以减少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近期研究表明，不可转让的育儿假改革在减少性别不平等方面颇具前景。
劳动力市场中性别不平等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是子女的出生。一项近期研究估计，丹麦男性与女性平均劳动力市场收入之间的差距，约有80%与子女的存在有关（Kleven等，即将发表）。女性的平均劳动力市场收入在生育后会显著且永久性地下降，而男性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在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这一现象正逐渐成为一种典型事实（Kleven等，即将发表）。
近期，欧洲议会提议要求成员国规定，每位父母都有权享有两个月不可转让或“专属”的带薪育儿假。支持专属育儿假立法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这将通过增加父亲休更多育儿假的激励，从而减少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
专属陪产假
为父亲划定一部分陪产假，可以增加男性的休假时长。基于美国、挪威、瑞典和加拿大数据的研究表明，专属陪产假往往会显著增加父亲的育儿假时长（Farré等，2019）。然而，增加男性的陪产假时长是否会对子女及其父母产生其他影响，仍有待研究。
近期研究记录了一个现象：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和收入有所提高，这是专属陪产假改革的直接结果。为父亲设立的专属育儿假提高了母亲的劳动力供给（Dunatchik等，2019），增加了女性从专属陪产假中获得的收入（Johansson，2010；Andersen，2018），并对性别角色产生了巨大且持久的影响，同时女性从事有偿劳动的时间也显著增加（Patnaik，即将发表）。
关于此类政策对家庭组建与解体影响的研究结论则较为复杂。有研究发现，瑞典的专属陪产假显著降低了婚姻稳定性（Avdic和Karimi，2018），而挪威则未发现此类影响（Dahl等，2014）（Cools等，2015）。一项研究发现，专属陪产假降低了生育率（Farré和González，2019）；但也有研究记录了育儿假使用率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Duvander等，2010）。
在一项新研究中，我们分析了为父亲设立的专属育儿假对伴侣内部女性相对收入的影响（Druedahl等，2019）。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女性在家庭内部的收入份额很可能反映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反过来说，如果包含专属陪产假的政策改革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收入份额，那么此类改革有可能在规范、家庭时间分配等方面带来持久转变，进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影响性别不平等。
专属陪产假与家庭内部的相对收入
我们结合丹麦登记数据，并利用1998年对育儿假制度的一项改革进行分析。此次改革将为父亲设立的专属陪产假增加至两周，同时不改变母亲可享有的育儿假。1997年10月15日之前出生子女的父亲拥有两周专属陪产假（通常在子女出生后立即使用）。1997年10月15日当日或之后出生子女的父亲共拥有四周专属陪产假。
图1
首先，我们证实了现有文献的发现，即专属陪产假会增加父亲的休假时长。图1展示了改革前首次为人父者（1995年至1997年间头胎子女出生）与改革后首次为人父者（1998年至2001年间头胎子女出生）的休假周数分布情况。我们观察到，选择休两周假的首次为人父者比例发生了显著转变，转向选择休四周假的父亲。考虑到希望使用该选项的父亲必须在子女出生后第25和26周休假这一事实，这一反应显得尤为明显。同样，我们也发现了母亲存在“子女惩罚”的证据：母亲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从生育前的42%下降至生育一年后的约32%。
其次，我们利用此次改革，估计了因增加两周专属陪产假而对家庭内部女性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的影响。我们发现了显著的正向效应，表明改革后母亲的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了约1.2个百分点。
女性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源于女性劳动收入显著提高，而男性劳动收入几乎未受影响。对女性劳动收入的影响相对持久，直至头胎子女满八岁时仍保持显著正向，如图2所示。这表明，通过类似欧洲议会所提议的专属育儿假改革，或有空间转变性别规范。
图2
我们发现，这一效应主要来自在头胎子女出生前，女性受雇于私营部门的伴侣。该组父亲的育儿假使用率增幅，约为参照组（即生育前母亲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家庭）父亲的两倍。这一结果与以下观点相符：对于生育前在公共部门就业的女性而言，休育儿假不会产生长期影响（Nielsen等，2004）。
我们的结果表明，即使为父亲设立的专属育儿假仅有相对较小的增加，也可能影响育儿假的使用情况，并进而影响家庭内部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该效应的持续性表明，此类改革可能改变性别规范，并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其他研究则认为，规范难以改变，专属陪产假的效应是短期的（Ekberg等，2013）。未来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方向是探究专属育儿假的长期影响。
若欧洲议会关于两个月专属育儿假的提案得以实施，将使许多欧盟国家的父亲专属假期大幅增加，并有助于开展关于专属育儿假在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之外影响的未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