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个世纪，全球化缩小了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但西方民主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却扩大了，严重威胁着过去200年来社会改革和民主改革运动艰苦争取的成果。
上个月，我受邀在约克思想节发表演讲。这是一个每年举办的论坛，旨在探讨不同的、以进步主义为主的政策目标。我谈了自己在资产价格稳定方面的工作。安迪·伍德（咨询公司 Grant Thornton 的代表）谈到了企业包容性；尼尔·麦金罗伊（地方与经济战略中心的代表）讨论了地方组织工作；蒙德拉贡公司（Mondragon Corporation）的安德尔·埃切贝里亚则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巴斯克地区由员工持有的合作社。不过，最重要的是，旺达·维波斯卡（平等信托组织的代表）就“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发表了精彩演讲。
如今，左派或右派中很少有人会积极主张人人不平等。真正的分歧在于：保守派主张机会平等，进步派主张结果平等。这一区别很重要。但无论你如何定义平等，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平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采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各国维持本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资本在国际层面基本不能自由流动。英国游客前往法国、意大利或西班牙时，购买法郎、里拉或比塞塔的数量受到限制；国际投资也受到普遍实行的资本管制制度制约。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世界踏上了全球化的大胆新征程。资本流向工资水平仅为西方民主国家一小部分的地区，由此大幅降低了全球不平等。经济理论预测，两国开展贸易后，双方都会受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的每个居民都会受益。恰恰相反，理论预测全球化会造就赢家和输家，数十年的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
国际资本市场自由化无疑让8亿中国非熟练工人受益，也无疑让那些主要靠将其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出租给出价最高者来获取收入的西方人受益。但对那些主要靠向市场出售非熟练劳动来获得收入的西方人而言，全球化时代伴随着数十年的工资停滞。
尽管民族国家并非完美的制度，却为西方社会民主党派提供了改善本国公民生活条件的工具。西方民主国家并非一直都为公民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规范工作条件、禁止童工、提供免费教育，以及赋予所有成年男女普选权的法律，并非凭空出现；它们是在200年间改革运动和政治冲突（往往伴随暴力）的结果。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资本管制放宽，却没有为劳动者提供同等保护，结果早已可以预见。长期以来保护西方国家劳动者权利的工会失去了谈判能力，也因此失去了在国内争取更人道工作条件和更高工资的能力。
西方民主国家的舆论领袖鼓吹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时，可以说他们是在通过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来推动全球平等。但西方精英当然也会受益：当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流向劳动保护较弱的低工资国家时，他们能获得更高薪酬和更多利润。他们把全球化宣传为普遍的平衡力量时，通常考虑的并非中国非熟练工人的福祉，而是自身利益。如果西方人能从更便宜的中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以及韩国汽车中受益，那自然再好不过。
然而，全球化缩小了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西方民主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却扩大了，原因是收入中位数增长停滞。经济学家对这种分化的成因看法不一。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新技术所致，这些技术日益取代从事重复性工作的劳动者。但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戴维·H·奥托等人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来自中国的竞争加剧。
这一发现给那些寻求推动人人平等的人带来了两难。整个世界并非一个民主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如果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继续推行侵蚀民族国家边界的政策，他们将被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选民赶下台，因为这些选民正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者直接竞争。人人平等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时，我们不能冒险牺牲两个世纪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国内平等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