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经济预测人士基本上对人工智能领域近期的进展不以为意（例如，去年12月DeepMind自我学习国际象棋程序所展现的飞跃式进步所展示的），认为这些进展对长期趋势增长影响甚微。这种悲观情绪无疑是实际利率（经通胀调整后的利率）仍处于极低水平的原因之一，尽管作为风向标的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在过去几个月上升了半个百分点。如果对供给侧的悲观看法是合理的，那么美国近期推出的大规模减税和支出方案很可能更会推高通胀，而非促进投资。
即使降低企业税率（尽管降幅不该像实际通过的幅度那么大）有其道理，反对美国近期财政政策的理由仍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平等加剧、劳动收入占比相对于资本收入占比下降的时代。政府需要加大而非减少对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
很难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夸口称其政策将带来高达6%的增长时究竟在想什么（除非他说的是物价，而非产出！）。不过，如果通胀压力确实显现，当前的增长势头可能会比预测人士和市场所认为的持续更久。
无论如何，经济学家悲观情绪的焦点在于长期增长。他们的立场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发达经济体不可能重现美国在1995年至2005年间（其他发达经济体稍晚一些）所经历的活力，更不用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黄金时期了。
但怀疑者应当考虑到，许多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对此看法不同。年轻研究人员尤其认为，基础知识的进展一如既往地迅速，尽管实际应用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展成熟。事实上，一个规模不大但颇具影响力的团体推崇匈牙利裔美国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的“奇点”理论。总有一天，思考机器将变得如此先进，能够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发明其他机器，届时技术将突然呈指数级发展。1
如果真是如此，我们或许应该更加担忧物质增长速度超过人类精神承受能力所带来的伦理和社会影响。围绕人工智能的焦虑主要集中在不平等和工作的未来上。但正如科幻作家多年来不断警示我们的那样，硅基“生命”形式诞生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很难判断谁是对的：无论经济学家还是科学家，在长期预测方面都没有什么出色的记录。但就目前而言，暂且不考虑人类与机器之间可能发生的生存之战，预计未来五年生产率增长将显著提速，似乎相当合理。
要知道，经济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公共和私人投资均包括在内），以及“生产率”，也就是借助新理念，用一定数量的投入所能生产出的产出。过去10至15年间，发达经济体这三项指标都低得令人沮丧。
由于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增长已大幅放缓；即使在特朗普上台前的美国，移民也未能弥补这一缺口。20世纪后半叶，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对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进程如今基本已告一段落，尽管政府仍可采取更多措施，支持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并推动薪酬平等。
同样，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投资已大幅萎缩（中国除外），压低了潜在增长。各地经测算的生产率增长也都在下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技繁荣以来，美国的生产率增速大约下降了一半。全球实际利率如此之低也就不足为奇：危机后的高额储蓄正追逐着更少的投资机会。
尽管如此，最可能的情况是，人工智能和其他新技术最终对增长产生的影响将远超以往。众所周知，企业要重新构想生产流程、利用新技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铁路和电力就是两个典型例子。全球增长提速很可能成为变革的催化剂，激励企业投资并引入新技术，其中一些技术将取代劳动力，从而抵消劳动力增长放缓的影响。
随着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逐渐消退，人工智能也可能开始发挥作用，美国趋势产出增长完全可能在未来几年保持强劲（当然，也可能发生衰退）。全球实际利率可能随之上升，这将给央行行长带来棘手的应对难题。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能够“乘势而上”，如同艾伦·格林斯潘在20世纪90年代的著名做法，尽管这一次通胀可能会更高。
归根结底，政策制定者和市场都不应押注过去十年的低增长会延续到下一个十年。但这未必全是好消息。如果科学家是对的，我们或许终将后悔自己所获得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