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获奖理由是“以实验方法缓解全球贫困”。诺贝尔奖委员会借此表彰了发展经济学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以及这三位经济学家提出的创新方法。
全球贫困仍是一项严峻挑战。此前获奖的是安格斯·迪顿，他于2015年获得该奖以表彰他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这一领域研究全球贫困的成因及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尤其是他对人们消费选择和福祉衡量的重视，特别关注贫困人口的福祉。
完善的理论能够揭示贫困成因，并据此提出应对政策。但理论无法告诉我们，具体政策措施在实践中究竟会产生多大作用。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的贡献恰恰在于此。诺贝尔奖颁奖词列举了他们影响力的若干例子，包括他们的研究如何助力发展中世界许多人的教育、健康和信贷可及性，其中印度和肯尼亚的案例尤为人熟知。
以儿童死亡率和健康为例，这些问题在发展中世界至关重要。理论可以告诉我们，赋予妇女权能对儿童健康和死亡率结果很重要，却无法指出哪项政策最能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政策可以侧重于母亲教育、医疗保健服务可及性、选举代表权，或婚龄立法。
也许更重要的是，理论无法说明这些不同政策的影响会有多大、意义有多重要。这正是今年诺贝尔奖意义所在。
一种新的实验方法
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的根本贡献，是为发展经济学开创了一种实验方法。他们建立了科学框架，运用可靠数据识别贫困成因、估算不同政策的效果，并评估其成本效益。具体而言，他们采用随机对照试验（RCT）开展研究，并借此考察不同政策的实际效果，推动实施最有效的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克雷默及其合作者在肯尼亚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学校教育的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实地实验来评估具体政策对改善结果的影响。这种方法具有革命性。实验表明，增加教科书或提供免费校餐都没有显著改善学习成果。真正起最大作用的是教学的实施方式。
此后，班纳吉和迪弗洛的研究陆续开展，他们常与克雷默及其他研究者合作。研究最初聚焦教育，随后扩展到健康、信贷和农业等领域。
班纳吉和迪弗洛利用这些研究，解释了为什么欠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和个人没有采用现有的最佳技术。他们指出市场不完善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性。通过制定针对问题根源的政策，他们帮助这些国家切实推进了缓解贫困的工作。
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还采取了重要步骤，将具体研究发现应用于不同情境。这让经济激励理论更接近直接应用，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实践：运用实用、可验证、可量化的知识来厘清贫困成因，并依据行为反应制定恰当政策。
这些进展对现实世界发展成果的影响极为重大。他们的工作及随后大量研究，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何战胜贫困确立了实证依据。他们也在不断拓展研究贡献的范围，如今还涵盖气候与环境政策、社会网络和认知科学。
多元化议题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包容性方面也意义重大。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的方法所产生的影响来得很快——实际上不到二十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迪弗洛年仅47岁便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她也是第二位获此奖的女性（此前是2009年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班纳吉也是她的丈夫，他是第三位非白人获奖者（此前是1979年的阿瑟·刘易斯和1998年的阿马蒂亚·森）。
在《自然》杂志最近一期中，负责颁发诺贝尔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约兰·汉松介绍了应对获奖者性别和族裔失衡的措施。他说：“我们正在确保选举女性进入科学院。”颁发化学、物理学和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委员会成员均从该院选出。
通往这一成就的人才培养路径十分重要。首位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的女性苏珊·阿西，直到2007年才获奖。该奖章授予40岁以下的顶尖经济学家，是预测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重要指标。埃丝特·迪弗洛于2010年成为第二位获奖女性。此后，女性获得克拉克奖章的频率有所提高。当然，奖项决定严格依据贡献的重要性。但根据这些迹象，阿西、艾米·芬克尔斯坦（2012年获奖）和中村惠美（2019年获奖）或许很快也会获此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