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最近评论说，谈到澳大利亚的能源供应时：
“决策者把意识形态和政治置于工程与经济学之上”。
政客指责其他政客在某些问题上受意识形态支配，这并不少见。但把这种指责表述为在“经济学”与“纯粹意识形态”之间作选择，则存在问题。
我们应高度质疑这样的说法：经济学家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论述超脱于任何意识形态影响。这或许能让我们更冷静地评估经济学能够和不能够带来什么。
经济学界至今仍有人抱有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也仍出现在本科经济学教育中：经济学拥有一套不受价值观影响、或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工具。仿佛这就能让经济学针对现实问题所作的陈述摆脱意识形态。
这种观念之所以延续，部分原因在于对某些人而言，它为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智识学科的“科学进步”提供了基准。
但如果仔细看看这套工具是如何使用的，事情就没那么明了了。
例如，商品和服务价格下降会惠及消费者——以某种消费者福利指标来衡量。又或者，在某些条件下，竞争加剧会带来价格下降。
暂且不论消费者福利指标的选择本身可能并未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影响，运用这些命题诊断现实问题，必然会让意识形态发挥作用。
例如，若要以促进生产“效率”为由推行一项旨在降低价格的政策，而这也可能导致一些人失业，就需要进一步论证社会在生产和分配物质财富方面的目标。
如果经济学工具箱并不支持这样一种信念——市场机制会自动启动，为失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情况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主张必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工具箱中还可能包括这样的命题：联邦政府预算赤字的规模、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公共债务随时间的变化轨迹彼此相关。
要将这类命题转化为有意义的经济政策讨论，特别是关于政府支出、税收或福利开支的讨论，就需要补充其他命题，而这些命题很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这包括一个国家应承受多少公共债务，以及更根本地说，政府应参与哪些活动。
对于20世纪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来说，一旦我们开始使用这套工具，意识形态就会介入。
换言之，一套形式化的经济学命题，只有在尚未被用来阐明现实问题之前，才能被视为不受意识形态影响。但可以说，正如多布所指出的，在这一阶段，这套工具的经济学内容寥寥无几。
但这些命题一旦被用于推断因果关系，并进而成为政策主张的依据，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地会介入。
事实上，对某些人来说，甚至决定哪些工具应纳入工具箱，也并非完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
这一切并不是说，面对意识形态对经济学的影响，我们就该绝望地举手投降。要引用奥地利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话：
“无论对一个人为何说出某些话的原因作出何等正确的解释，都无法告诉我们这些话是真是假”。
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相互交织。这提醒我们，运用经济学命题进行诊断和提出政策主张，可能会受到一种历史条件塑造的观念影响；这种观念关乎事物现状，以及“我们希望以何种方式看待事物”（借用熊彼特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