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婴儿潮一代如今步入退休年龄，人们对养老金和医疗保健体系可持续性的担忧日益加剧。因此，理解这一现象的起源对于预测未来人口变化并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公共政策至关重要。图1展示了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时间跨度从约1950年婴儿潮一代出生，到约2040年其逐渐离世。
图1 1950至2040年美国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多种不同理论，以解释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末出生率的骤然上升。然而，科学界尚未形成共识。
公众中最流行的说法认为，退伍士兵的归来或战后乐观情绪的高涨是其背后的促成机制。然而，数据显示，婴儿潮不仅是战时被推迟的生育得以补偿的结果，也并不局限于参与二战的国家，这使得仅凭上述解释受到质疑。
图2比较了两项生育指标：出生率，即某一年份每1000名人口中的出生人数；以及完成生育率，即某一年份出生的女性一生所生育的子女总数。战时的动员与复员只产生了“节奏”效应——生育在数年间被推迟，但之后得到补偿。它们无法解释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更深层次的完成生育率周期。
社会科学中关于婴儿潮最早的理论由伊斯特林于1966年提出。他认为，相较于其童年时期的经济状况，在较为有利的经济条件下步入成年的几代人更倾向于生育更多子女。尽管这一理论颇具吸引力，但数据并未证实该理论（Hill 2015）。
图2 出生率与完成生育率对比
图3 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养育子女的成本有多高？
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影响养育子女成本的因素，以解释生育率的波动。尤其是，养育子女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在母亲被期望承担其中大部分投入的情况下，其时间的货币价值（也称为机会成本）可能被视为生育决策的主要驱动因素。一些学者指出，对于生育婴儿潮一代的女性而言，这一成本尤其低。关于婴儿潮期间女性时间价值可能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观点。
首先，大萧条和战争时期，许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趋势在战后对女性劳动力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当时的年轻女性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机会十分有限（Doepke等，2015；Bellou与Cardia，2014）。在此情况下，选择事业而非家庭似乎不那么可取。然而，那一时期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波动幅度，很难解释婴儿潮时期出现的生育率大幅飙升。
其次，婴儿潮时期还伴随着技术热潮，这一热潮通过洗衣机、洗碗机等电器的普及，影响了“家庭生产”部门。家务效率的突然提升，本可以为家庭主妇腾出时间，以照顾更多子女（Greenwood等，2005）。不过，这一理论遭到两方面的质疑。第一，关于电气化的数据显示，家用电器的普及对生育率产生的是负面而非正面的影响。第二，几乎不使用现代技术的阿米什社区也经历了一场同期的婴儿潮（Bailey与Collins，2011）。
第三种理论关注住房成本。婴儿潮时期，尤其是在美国，确实伴随着郊区化运动，而汽车成本下降以及公路建设又推动了这一进程。同样，有关租金随时间变化的数据使我们可以排除这一机制是婴儿潮的重要驱动因素（Murphy等，2008）。
养育子女涉及多大风险？
如果不是（或并非仅仅）成本，而是与养育子女相关的风险随时间发生了变化，情况又将如何？
在婴儿潮期间大幅下降的一项风险，是产妇在分娩过程中死亡的风险。美国的数据证实，产妇死亡率降幅最大的州，其出生率的飙升幅度也最大（Albanesi与Olivetti，2014）。但是，这能否解释全部情况？
在一项新研究中（Chabé-Ferret与Gobbi，2018），我们提出，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人们认为养育子女的风险更大，因此会推迟生育。事实上，子女需要持续不断的关注，而当经济条件频繁变动时，这种投入很难保证。一方面，子女会带来财务支出，而在困难时期这些支出极难削减；另一方面，子女还需要父母投入时间，而一旦就业前景突然好转，这种时间投入的机会成本可能会非常高（de la Croix与Pommeret，2019）。
关于生育率对经济繁荣和衰退呈正向还是负向反应，学界存在巨大争议，但大多数研究者发现，对未来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往往会推迟生育。事实上，厌恶风险的人会在经济动荡时期（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推迟承诺，寄希望于更稳定的未来。归根结底，若经济不确定性长期处于高位，不仅可能推迟生育，甚至会减少女性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总数。
作者利用美国人口普查的历史数据发现，女性一生生育的子女总数与其二十多岁和三十出头时所面临的经济状况波动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他们估计，在婴儿潮的低谷与高峰之间，经济不确定性的变化可能解释了高达60%的每个家庭子女数相差一个孩子的生育差异。
按照历史标准，大萧条和二战代表了经济不确定性的一次巨大激增，而二战后时期则是经济稳定增长的时代。因此，我们认为，战后婴儿潮至少应被视为战前生育低谷的一种反映。
在没有现代避孕手段的情况下，经济不确定性抑制生育的主要途径是结婚年龄。事实上，受影响最大的女性平均比后续群体晚两年半结婚。此外，最终从未结婚的女性比例也有所上升。
经济不确定性在人口的各个群体中都抑制了生育，只是在某些类别中的影响要大得多。例如，非裔美国女性受到的影响比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高出50%，这与此前研究的结论一致，即少数族裔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更大。研究发现，高中学历女性所受影响大于学历较低和学历较高的女性。居住在较发达地区的女性对经济不确定性也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
我们还会迎来新一轮婴儿潮吗？
有趣的是，1945年后出生的群体的生育率似乎受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要小得多，甚至几乎不受影响。我们认为，有若干因素可能削弱了经济不确定性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生育窗口期的延长，此外还包括用于平滑经济波动影响的各类工具的出现，例如金融部门的发展，或各类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失业救济、贫困救助计划、全民医疗保险等）。
这可能对当前关于大衰退对生育率影响的讨论具有重要启示。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美国出生率已大幅下降。然而，如今女性在条件更有利时，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来推迟生育并加以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