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马克龙总统的请求，一个委员会调查了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并为其未来提出了解决方案。
气候变化、不平等和人口结构变化被确定为三大挑战。
政策建议包括有效的碳定价、旨在减少不平等的税收，以及灵活的养老金“积分”制度。
2020年1月，马克龙总统请我们组织并领导一个委员会，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新冠疫情会引发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危机（参见Vox关于新冠疫情时期经济问题的专题，此处）。然而，随着新冠疫情的急性影响逐渐消退，我们受托调查的问题依然存在。制定富有创意且有效的政策解决方案变得更加迫切。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委员会成员，并完全独立地陈述结论；这些结论发表于Blanchard和Tirole（2021）。我们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探讨我们确定的三项最紧迫挑战。Christian Gollier和Mar Reguant同事担任气候变化部分的主要作者；Dani Rodrik和Stefanie Stantcheva同事负责经济不平等与不安全感部分；Axel Börsch-Supan、Claudia Diehl和Carol Propper则负责人口结构变化部分。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7位杰出经济学家参与了最终报告的撰写，因此团队成员中，法国人、美国人和非法国欧洲人各占三分之一。这汇集了广泛的观点和证据。
我们的结论和建议尤其适用于法国，也适用于欧洲和世界经济。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我们可以借鉴地方或区域层面的成功经验。此外，我们提出的许多政策都需要国际合作与支持，尤其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政策解决方案。
篇幅有限，无法详细探讨我们的所有结论。以下是摘要，希望能促使您阅读全文。报告全文可在此处下载。
气候变化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拖延的原因及其影响。人们普遍承认全球变暖正在发生，但这种认识与随之而来的、必须作出艰难政策抉择以应对变暖的必要性之间存在明显脱节。由于这些措施的成本缺乏透明度，许多人关注的是看得见的成本，例如碳税，而不是那些可能更高、却更难察觉的成本。
委员会提出了三项建议：
完善碳定价。尽管许多人不欢迎碳定价（经济学家是显著的例外），但它至关重要，因为它能激励家庭改变行为、研究人员创新绿色技术，并促使企业采用这些创新成果。但目前的碳定价做得并不好：价格过低，豁免和补贴过多。有效的定价既需要边境调节机制来避免排放者转移碳排放，也需要政策来缓解碳价上升带来的分配影响。
研发补贴、标准和禁令。仅靠碳定价无法充分加快绿色研发和碳减排，因此有理由采取有针对性的补贴和禁令。在欧洲层面，可以设立两个新机构以改善治理：一个为高风险研发提供资金，另一个向公众和官员说明采用不同方法实现所需减排目标的成本。
法国和欧洲的作用。单个国家独自行动，对这一挑战的直接影响很小。但坚定的领导力可以影响区域和全球气候政策，既可带头推进减排和创新，也可凸显其他国家相对不足的成就。每个人都有责任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行事，而政府应以身作则并充分承担自身责任，不应把责任推给私营部门或公共机构，因为它们既没有工具，也缺乏修正市场失灵的正当性。
不平等
在法国（以及其他地方），研究表明，公众并不认为教育和就业机会平等，也不认为社会流动性足以缓解不平等问题。遗憾的是，这些看法大体属实。
应对不平等的传统办法，是加大再分配和保护力度；这些政策着重缓解生产带来的分配影响。我们的报告则主张，政策应更多关注生产发生之前的环节（创造更平等的人生机遇或改善教育）。政策还可以影响生产的性质，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并让人们更平等地获得优质岗位。
委员会提出了四项建议：
机会平等。这一领域的政策建议并不新颖，但目前未得到足够重视。我们对如何减少教育不平等已有充分了解。遗产税设计不佳、解释不清，因此漏洞过多，公众支持也不热烈。为明确其目标并争取更多支持，可以明确规定将遗产税收入用于促进机会平等的财政再分配。
让税收更加公平。与其增加税负，不如更有效地执行旨在减少不平等的税收政策，例如运用人工智能、改善信息交换（第三方报告、国际合作），并达成国际协议。
帮助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工作。我们可以大幅改进培训设计，例如加强教育工作者与私营部门雇主之间的互动。
推动创造优质就业岗位。我们不应认为企业组织方式、技术进步的性质或贸易规则都是既定不变的。国家可以介入并影响生产的性质，既可采用传统方式（培训、资本与劳动税收、经验评级），也可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补贴。
人口结构变化
平均而言，我们的寿命更长，身体也更健康。这是好消息，但这也要求我们保持工作与退休之间的适当平衡。如果更多人退休后寿命更长，就意味着要么降低他们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要么提高他们工作期间的缴费，要么延长退休前的工作年限，以维持现在和未来的财务平衡。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在法国尤其引发争议；法国55至64岁人群的就业率很低。
理想的养老金改革应建立统一、透明、公平的制度，让人们能够灵活选择退休年龄与养老金待遇水平。改革还应增加老年劳动者的供给和需求，并承认人群在生活经历和预期寿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公众认为，目前的改革提案过于技术官僚化，缺乏透明度。
我们的报告针对这一挑战提出了一系列更详细的建议，部分原因是这些问题上的艰难改革虽曾尝试，却收效有限。建议包括：
个人灵活选择，制度透明。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可在个人账户中累积积分，并在最早具备领取资格的年龄或之后申领养老金；如果继续工作，还可以继续累积积分。
向低收入者再分配。低收入劳动者，或因某些无法避免的原因而职业经历断续的人，在退休时可获得“奖励积分”。但必须保留工作的激励，因此即使收入较低，养老金也会随所获积分增加。
维持经济平衡的稳定抚养比例。设想一条透明规则，将工作年限与退休年限的比例维持在2:1——如果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三年，退休年龄就提高两年，为退休生活额外增加一年资金（当然，公众可能要求退休年龄的增幅更小）。一个旨在平衡社会偏好与财务稳定的独立治理机构将负责管理这一权衡。
在行业或企业层面分散处理艰苦工作问题，以激励改善工作条件，并避免行业间交叉补贴。
高龄就业。对许多老年人来说，工作压力大、很辛苦。改善慢性病医疗、更好的持续培训，以及更灵活的老年人工作安排，可以提高老年人继续工作的意愿，减轻养老金体系负担并增加他们的收入。
结论
我们面临的三项挑战都可能迫在眉睫。它们的短期影响远弱于长期影响，因此决策者会拖延制定能够减轻最严重后果的政策。这些问题也很复杂，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若要作出艰难决定，就必须在不确定性之下行事，而且往往要面对公众的反对。尽管如此，我们的委员会发现，解决这些问题的许多可行方案确实存在，虽然有些方案成本高昂或不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