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援助能促进增长吗?

外国援助能促进增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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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国家在2014年向官方发展援助提供了超过1300亿美元。过去五十年间,西方捐助方支出了4.14万亿美元,相当于尼日利亚2014年GDP的七倍多。这些资金还得到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私人慈善机构以及所谓新捐助国的支持。然而,在许多接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依然严峻,欠发达状况持续存在。

尤其是,一国获得的外国援助金额与其人均经济增长率之间明显缺乏任何相关性,这引发了经济学家关于援助是否有效的激烈争论。尽管已有大量学术文章,这一文献仍未形成共识。研究者似乎分裂为意识形态阵营,各自捍卫自己的模型:一方声称证明援助有效,另一方则指出这些结果缺乏稳健性。早期文献远未提供援助如何影响增长的因果估计,而仅显示了二者之间(缺乏)的相关性。然而,仅研究相关性很难提供洞见,毕竟,援助可能流向增长低迷的地区,也可能流向良好政策使未来增长更可能实现的地区。

估计外国援助对增长的因果效应:现有证据

试图估计外国援助对增长的因果效应的研究可分为四类,其目标均是识别仅通过援助影响增长的变量(并将其用作援助的工具变量)。第一类依赖基于受援国人口规模的变量来预测一国获得的援助(例如 Rajan and Subramanian 2008);第二类利用过去的援助值预测当前援助(并估计差分或系统GMM回归,例如 Minoiu and Reddy 2010);第三类则利用受援国与捐助国之间的政治联系预测援助(例如 Bjørnskov 2013)。这些策略均未达到其目标。人口规模通过援助以外的其他变量影响增长,例如外国直接投资或贸易(Bazzi and Clemens 2013)。即使保持同期援助不变,滞后援助也可能直接影响增长。而政治联系虽然有助于估计政治动机援助的因果效应(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即LATE),但几乎没有理由确信这一效应能够推广到援助的一般效应。

捐助方与援助的政治动机

正如我们在 Dreher et al. (2014)所解释的,有理由认为援助的动机会影响结果。其中,受青睐的国家能够获得批准一些质量低劣的援助项目,而这些项目在其他情况下本不会获批。此外,政治利益可能削弱捐助方和受援方投资于使项目最成功的动力,也可能削弱执行附加于援助之上条件的动力。

图1显示了捐助方可能存在的政治动机。该图表明,具有特殊地缘战略重要性的国家(以其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UNSC)临时理事国的身份衡量)获得的援助远多于其他国家,并且获得的援助几乎是这些国家进入安理会前所获援助的两倍。这一关系在更为严格的设定中依然成立,突显了国际组织中的“买票”(vote-buying)作为提供“援助”的一个重要动机的重要性。

图1. 援助承诺与UNSC成员资格

151022-外援 经济增长 VoxEU

注释:四年期,1959-2009年,54个国家(Dreher et al. 2014)。

我们利用临时理事国所获得的政治动机援助增加这一现象,并在其安理会成员身份变化时分析援助的有效性,所依据的是先前研究表明安理会成员资格不受援助影响。图2概括了我们计量检验的结果。

  • 我们发现,临时在联合国安理会任职的国家所获得的援助,相比其他时期所获得的援助,效果更差。

由于政治动机援助的效应(若在工具变量设定中使用,即局部平均处理效应)与其他援助的效应不同,我们得出结论:捐助方与受援方之间的政治关系无助于识别援助对增长的更广泛影响。

图2. 援助对增长的边际效应

注释:左图显示非安理会成员的效应,右图显示安理会成员的效应。粗线表示边际效应,虚线表示90%置信区间。增长回归基于四年期数据,时间范围为1959-2009年,涵盖54个国家(Dreher et al. 2014)。

双重差分设定中的援助效应

第四类也是较新的一组研究,尝试在双重差分设定中估计援助的因果效应。这些研究基于一组变量来预测援助,这些变量共同影响捐助方在某一时点提供援助的数量,以及该援助分配给特定受援国的概率(同时剔除援助总量及受援概率本身的影响)。Werker et al. (2009)例如利用油价波动,这大幅增加了产油的阿拉伯捐助方的援助预算,尤其是对穆斯林国家的援助。Nunn and Qian(2012)利用美国的天气变化及其对美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作为美国国内“过剩生产”的外生冲击,这些过剩随后作为粮食援助输送至发展中国家。他们假定,这一增量的大部分很可能流向获得援助概率较高的国家,并以各国在样本期内获得援助的年份占比作为该概率的代理变量。因此,识别策略依赖于小麦产量不同的年份,如何转化为获得援助概率较高国家与较低国家之间的差异化结果。

在 Dreher and Langlotz(2015)中,我们将类似方法应用于大量捐助国和受援国(并聚焦于增长而非冲突)。我们的交互项是捐助国政府碎片化程度与一国获得援助概率之间的交互。政府碎片化导致政府预算增大(见图3,该图为偏杠杆图,剔除了其他变量的影响),而更多支出又导致援助预算增加(图4)。援助总量的增加随后转化为针对特定受援国的援助,其中一些国家相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从这一增长中受益。沿用Nunn and Qian(2012)的研究,我们以各国在样本期内获得援助的年份占比作为该概率的代理变量。

图3. 政府碎片化与中央政府支出

注释:四年期,1974-2009年,96个国家(Dreher and Langlotz 2015)。

图4. 中央政府支出与援助预算

注释:四年期,1974-2009年,96个国家(Dreher and Langlotz 2015)。图中省略了一个异常值;这不影响结果。

因此,随着捐助国碎片化程度变化,我们比较了常规受援国与非常规受援国之间援助对增长的影响。

  • 我们的结果显示,援助对增长没有影响。

我们提出了若干解释。

  • 第一,援助可能根本不影响增长。

  • 第二,援助或增长的衡量可能不够精确,无法捕捉二者之间的关系。

  • 第三,援助的效应可能分布于不同的时间跨度,而我们分析中使用的四年平均值可能不足以捕捉这些效应。

  • 第四,援助可能在某些国家群体中有效,而在其他国家无效,我们的合并样本可能掩盖了这些效应。

  • 最后,援助可能确实提高了所获援助的特定次国家地区的增长,但这一发展幅度可能不足以影响国家层面的增长。

我们在 Dreher and Lohmann(2015)中发展了这一思路。我们受 Galiani et al. (2014)的启发,他们表明,通过国际开发协会(IDA)获得优惠支持门槛的发展中国家,其总体援助也会大幅减少。我们再次依赖一组变量,这些变量会随时间改变可用援助的规模,以及援助流向特定地点的概率。具体而言,我们将一国是否跨过IDA门槛与次国家区域获得援助的概率进行交互。由此,随着该国IDA地位变化,我们比较了常规受援地区与非常规受援地区(剔除了地位变化对整个国家的影响以及各次国家区域特有变量的影响)。我们使用世界银行对各种规模次国家区域援助的地理编码数据,发现在区域层面,援助对增长(以夜间灯光增长衡量)同样没有显著影响。

结语

我们的结论是,没有稳健的证据表明援助会影响增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援助必然无效。很大一部分援助本就不是为了影响增长而提供的。相当大的份额作为灾后人道主义援助提供。部分援助用于打击恐怖主义、笼络政治盟友,或影响重要国际组织的决策。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动机会影响结果。因此,此类援助不应指望促进增长,而应依据其自身目标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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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xel Dreher是海德堡大学国际与发展政治学教授。Vera Eichenauer是海德堡大学阿尔弗雷德·韦伯经济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Kai Gehring任苏黎世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席的助理教授(Oberassistant)。Sarah Langlotz是海德堡大学国际与发展政治学讲席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Steffen Lohmann是德国哥廷根大学发展经济研究小组的研究助理。

图片:原住民米斯基托人搬运世界粮食计划署分发的粮食援助。REUTERS/Antonio A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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