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位知名共和党经济学家约翰·科根、格伦·哈伯德、约翰·泰勒和凯文·沃什发布了一篇简短论文，认为如果减税并减少监管，经济增长就有可能显著加快。他们的论述很大一部分是：如果劳动者面临较低的税率，从而能保留更大比例的收入，劳动参与率就会大幅提高。
除了税率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人们是否工作的决定，例如税前工资和获得托儿服务的机会。尽管如此，还是值得看看乔治·W·布什总统于2001年实施减税后数年间的就业情况。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提高了税收，尽管增税几乎只影响高收入人群。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比较两个时期：1993—2001年的高税期和2001—2012年的低税期。2012年，高收入者的税收有所上升。
下图1显示了劳动年龄核心群体（25—54岁）男性和女性的就业人口比率（EPOP）。
如图所示，在1993年至2000年的高税年份，两组人群的就业人口比率均有所上升：男性约上升2.0个百分点，女性约上升4.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在2001年至2012年的低税期，就业人口比率有所下降，劳动年龄核心群体男性下降超过5.0个百分点，女性下降超过4.0个百分点。
图2显示了高税期和低税期这两个时期内，劳动年龄核心群体中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男性的就业人口比率。
1993年至2001年期间，劳动年龄核心群体中的白人男性就业人口比率上升了略多于1.0个百分点。黑人男性上升近3.0个百分点，西班牙裔男性上升超过4.0个百分点。
这些增幅在低税年份完全逆转。2001年至2012年，劳动年龄核心群体中的白人男性就业人口比率下降了5.0个百分点。黑人男性下降超过7.0个百分点，西班牙裔男性下降超过4.0个百分点。
图3显示了这两个时期劳动年龄核心群体女性的相同分类数据。
在高税期，劳动年龄核心群体中的白人女性就业人口比率上升近2.0个百分点。黑人女性上升超过7.0个百分点，西班牙裔女性上升6.0个百分点。与男性一样，这些增幅在低税期大多逆转。劳动年龄核心群体中的白人女性就业人口比率下降2.0个百分点，黑人女性下降超过6.0个百分点，西班牙裔女性下降超过4.0个百分点。
图4a和图4b按更细的年龄组，分别展示了高税期和低税期男性的就业人口比率。
图4a显示，在高税期，25至34岁、35至44岁和45至54岁年龄组的就业人口比率小幅上升。这三个年龄组在低税期的就业人口比率均下降超过4.0个百分点。
图4b显示了16至24岁、55至64岁和65岁以上男性的就业人口比率。在高税期，这些群体的就业人口比率均小幅上升。最年轻年龄组在低税期的就业人口比率下降近13.0个百分点。55至64岁男性在低税期的就业人口比率略有下降。65岁以上男性的就业人口比率在低税期继续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战后婴儿潮一代进入了这一年龄段。与上一代相比，这一群体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可能性高得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通常从事体力要求较低、也更令他们感到满足的工作。因此，他们往往工作到更晚的年龄。
图5a和图5b按相同年龄组，展示了高税期和低税期女性的就业人口比率。
图5a显示，在高税期，45至54岁和25至34岁女性的就业人口比率大幅上升，35至44岁女性的增幅略小。这三个群体在低税期的就业人口比率均下降约4.0个百分点。
图5b显示了高税期和低税期16至24岁、55至64岁及65岁以上女性的就业人口比率。这三个群体在高税期的就业人口比率均有所上升。55至64岁和65岁以上女性的就业人口比率在低税期继续上升。相比之下，16至24岁女性的就业人口比率在低税期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
这些图表呈现的趋势，难以令人相信较低税率会促使更多人就业。2000年后就业人口比率下降，主要原因很可能是经济需求减弱。20世纪90年代末的繁荣由股市泡沫推动。房地产泡沫曾短暂地部分替代这股需求，但自泡沫破裂并引发经济衰退以来，经济可以说一直受需求不足制约，这意味着劳动者面临的就业机会减少。
需求或许是决定就业率的主要因素，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2001年减税产生了供给侧效应。与现在相比，在税负相对较高的20世纪90年代，几乎每个年龄组中都有更多劳动者愿意工作。显然，还有其他因素让情况变得复杂，但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历确实不支持一种简单的说法，即税率降低会让人们更愿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