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业政策、人口老龄化和自动化背景下,增长回报将如何分配

Plant growing on money coin stack: Global growth is currently at its lowest rate in decades.
Global growth is currently at its lowest rate in decades.Image: Getty Images/iStock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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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重的经济动荡促使各国重新评估政府在经济规划中的角色,并着眼于运用产业政策重塑经济结构。

  • 人口老龄化可能给财政体系带来压力,而自动化正在改变劳动力市场,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可能因岗位流失而加剧不平等。

  • 随着自动化降低大规模、低成本劳动力的价值,发展中经济体可能难以复制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资本流动和供应链也将受到冲击。

历史表明,严重的经济动荡可能促使各国重新思考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在过去五年中,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了动荡,现在已有迹象表明,此类重新审视工作正在进行中。

全球政策制定者正重新关注增长的实现方式,并运用产业政策来改变经济结构。

拜登总统的经济政策动员了美国的公共资金,以加速绿色转型并重塑供应链。欧洲领导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

意大利经济学家、前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的近期报告《关于欧洲竞争力未来的报告》设想,作为新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国家投资将大幅增加。

在一些此前已放弃此类干预的国家重新接纳产业政策的同时,各国政府也开始借助经济治国术,以应对全球经济中被认为存在的失衡问题。

可以说,各国产业政策在全球贸易体系核心地带的应用不均衡,引发了美国等此前长期搁置产业政策的国家对产业政策重新产生日益浓厚的兴趣。美国和欧洲政策制定者近期对中国实施了加征关税和出口管制,主要针对中国。

就中国而言,其重新聚焦“自给自足”。中国以缺乏对生产和供应链的控制,以及与敏感技术获取相关的国家安全为由,为此类措施辩护。

随着各国政府寻求重塑市场、调整供应链并重新分配贸易收益,由于各国将重心放在国内分配,增长回报跨境共享的可能性随之降低。

长期以来,全球许多经济政策制定者一直寻求在人口结构变化和技术变革的背景下重振增长。然而,全球增长目前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这种放缓也延缓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生活水平的趋同。

平衡人口结构变化与自动化

人们曾预期,生产率的重新提升和资本形成的复苏能够重振增长。

发达经济体(加上中国)需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替代老龄化的劳动力。发展中经济体则需要通过改善就业并带来更高生活水平的生产率增长,传统上这意味着从农业部门转向制造业,再转向服务业。

由于人口结构趋势(老龄化)与技术力量(自动化)相结合,这两个目标可能会发生冲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充裕的全球劳动力供给推动了总体稳健的经济增长。但如今,全球大多数劳动力正在迅速老龄化,这一时代即将结束。

随着许多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化并退休,政府将面临医疗保健和养老金支出激增带来的重大财政挑战。除财政压力外,人口趋势在短期内可能通过支撑工资增长而有利于劳动者。

这一论断在发达经济体中尤为成立,那里的政策制定者利用公共资金“吸引”投资于新工厂,特别是生产先进技术产品的工厂,制造业投资因此不断增加。

这些并行的趋势应当惠及发达经济体中技能中低端的劳动者,他们近几十年来一直遭受工资增长滞后之苦。由于需求增加、供给减少这一简单的经济规律,这些劳动者的收入应有所提升。

但人口因素并非唯一在起作用的力量。我们也正进入一个由机器人技术、传感器、机器学习以及更先进的人工智能(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的、全新且加速发展的自动化阶段。

这些新的自动化技术将带来进一步的效率提升,并可能取代那些重复性的、使人身心受损的工作和任务。

这些技术也可能解决老龄化劳动力带来的供给难题,但同时也可能造成需求难题。产出潜力将会提升,但岗位流失可能使部分劳动者失业,并压低另一些劳动者的工资。

自动化的双刃剑

与此同时,自动化的收益将主要流向最富有的20%劳动者,即高薪、高技能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此类技术型劳动者可能会日益稀缺。因此,自动化可能会加剧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加剧财富不平等。

另一端则是,希望效仿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发展中市场,正面临新的困境。

自动化可能会压低发达经济体的工资,进而抑制出口需求。但即便发达经济体的工资保持不变,自动化仍可能颠覆增长模式。

在全球化时期,资本常常追随人口结构的变化,从老龄化国家流向年轻化国家。这些资本流动及相关的技术转让,推动了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部门的增长。

然而,随着资本生产率提高,自动化的普及可能使大规模的无差别劳动力价值下降,并形成更便宜的劳动力替代品。

如果自动化减缓资本流入,将会阻碍发展中世界大部分地区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增长。与此同时,新技术有望使小规模制造业更具成本效益,使发达经济体更多依赖本地化生产,而减少对发展中市场制造工厂的依赖。

简言之,在产业政策的采用所带来的新竞争动态之外,老龄化人口所代表的人口力量与自动化等技术力量相结合,将使增长回报的公平分享变得更加困难。

各国政策制定者正高度专注于改善增长的结构构成,使其更加可持续和安全。然而,他们不应忽视确保增长收益得到广泛分配的重要性。

作者卡伦·哈里斯和埃斯范迪亚尔·巴特曼盖利吉是“增长的未来全球未来理事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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