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日益高涨，世界经济论坛本周在达沃斯的与会者考虑了一种新颖的“老”疗法：财富再分配。但他们似乎对采取何种模式（自愿分享还是通过征税）意见不一，也对一种更熟悉的办法是否更好存在分歧：做大蛋糕，而不是给别人分更大的一块。 达沃斯的领导人听懂了吗？
英国脱欧公投、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以及从中国到俄罗斯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收入不平等问题在“达沃斯”议程上的位置高于往常。如果还有人需要提醒公众不满的成因，乐施会国际总干事温妮·拜安伊玛为追求更平等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呼吁。“8个人拥有的财富，与全球最贫困的36亿人口相当，”她在《议程》上写道。“我们必须重新平衡这个不公正的经济体系。”
许多与会者都呼应了她的观点。在周二的一场晚宴讨论会上，牛津学者兼作家伊恩·戈尔丁重申了他在著作《探索时代》中得出的结论。正如《金融时报》转述的那样，结论是：“个人和社会需要精明且组织有序，才能在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成为‘赢家’。”“他们应该为被剥夺者建立社会安全网。”换句话说，富人应该与社会其他成员分享更多财富。
如果周二这番话还相当含蓄，那么周三便公开说了出来。在一场名为“受挤压的愤怒：如何解决中产阶级危机”的恰如其分的讨论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明确呼吁进行再分配。她说：“现在正是实施我们知道行之有效的政策的好时机。”“真正的危机出现时，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不平等？这很可能意味着要加大再分配力度。”
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在达沃斯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我们可能确实需要拿出勇气。为了维持社会进步所需的社会凝聚力，我们必须承担相应成本，并接受这可能意味着人们要承受更高的税负。”
在最后一次演讲中，美国副总统乔·拜登明确表示，他也热切支持提高税收，以支付中产阶级生活水平提升所需的费用。他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一个人人生活水平都能共同提高的世界。”他还补充说，迫切需要采取“常识性”措施，例如“建立累进、公平的税制，让每个人都缴纳自己应承担的合理份额”。
一些与会者更进一步，支持斯科特·桑滕斯提出的呼吁，即“我们都应该享有基本收入”。最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经济论坛基金会董事会成员马克·贝尼奥夫在《财富》杂志撰文指出：“我们需要考虑全民基本收入，由政府向公民提供额外收入，使其收入超出工作所得。”发展研究教授盖伊·斯坦丁也在自己的讨论会上发出了类似呼吁。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激进的”解决方案必须由政府主导。在周四一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会上，Chobani创始人哈姆迪·乌卢卡亚呼吁雇主采取更多自愿行动。他以身作则：五年前，他在Chobani启动了利润分享计划。“我们让所有全职员工都有机会分享公司的成长成果，”他本周表示。“公平补偿员工不仅是正确的做法；我们的业绩也表明，这在经济上同样明智。”
但每有一位再分配和企业行动的倡导者，似乎就有另一位支持政府“放任自由”，倾向于用促进增长的药方来治愈陷入困境的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Moelis & Co.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肯·莫利斯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马特·默里：“达沃斯与其考虑再分配，不如多思考如何促进增长。”
美国投资公司桥水联合基金创始人雷·达利欧认为，重振中产阶级的关键在于“创造有利于赚钱的环境”，《纽约时报》报道称。他尤其推崇取消监管所释放的“动物精神”。
这为“双轨经济计划”打开了大门。卢旺达财政部长克拉弗·加特特表示，这种计划对他的国家最为有效：一条轨道促进增长，另一条则消除贫困并壮大中产阶级。但随着不平等迅速加剧，世界经济论坛自身的建议也很明确：“应将重点从单纯创造财富转向实现一系列其他目标，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发展。”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竭力强调这一观点。在马丁·沃尔夫主持的全球经济展望闭幕讨论会上，她提醒与会者：“如果增长不具包容性，就不可持续。”此前，她还警告说：“如果政策制定者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点，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