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丧失—— 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德国外交部长认为，困扰世界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归结为这一简单而有力的趋势。我们的世界既不是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无极的。这是一个“正在寻求新秩序的世界”。
两百年前的1815年，欧洲领导人或许也有类似的忧虑。数十年战乱令他们精疲力竭，于是齐聚维也纳，寻求一种新秩序。“维也纳会议”带来了欧洲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并为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加速、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强大民族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维也纳和平安排加速了向现代时代的过渡。
进步、市场、民族国家 ——促成西方崛起的三大因素，如今也在推动“其他地区”的崛起。全球紧张局势被描述为这一 动态的副作用，是崛起的挑战者与步履维艰的既有力量之间的战略竞争。然而，问题的根源更深：现代性的支柱本身正面临生存危机。这正是我们时代的一大悖论：我们同时经历着现代性的全球化，以及对其根基信心的危机。
首先， 我们正在失去对进步的信任。 近几十年来，富裕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显著放缓。经济学家认为，数字革命对生产率的改变不如电力或内燃机那样深刻。因此， 罗伯特·戈登、 泰勒·考恩、 托马斯·皮凯蒂 和 其他人 预计，未来将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增长将依靠资源投入增加，而非生产率提升。在那些进步迅速的领域，这对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尚不明确。过去，生产率提高带来了新的、更好的就业岗位；如今，经济学家担忧劳动力市场 两极分化 ，少数人获益，多数人受损。对于一个人口很快将达到90亿、资源有限且生态系统脆弱的星球而言，这是个坏消息。
当今与前工业时代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人们相信人类能够进步。这种信念使我们能够创造并维持有利于创新而非掠夺的条件：政治稳定、产权、技术和科学。如果技术变革未能带来广泛共享的益处，或者总体发展速度放缓，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就会面临风险。
其次， 我们正在失去对市场的信任。 与技术进步一道，自由市场被视为现代性胜利的第二个推动力。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令人瞩目的发展，大多是市场改革的结果：中国连续三十年实现超过9%的增长，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印度仅用二十年，就将贫困率从50%降至20%。如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有许多位于非洲。
然而，尽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许多国家的贫富差距却显著扩大。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比改革前高出50%，高于英国和美国等自由市场经济体，且达到社会市场经济体的两倍之多。专家提到 库兹涅茨曲线，该曲线认为，改革初期不平等会加剧，但长期来看会下降。问题在于，富裕国家的不平等也急剧上升。 全球每10人中有7人 生活在过去三十年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的国家。
不平等加剧不仅挑战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也挑战其经济合法性。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近期开展的研究表明，净不平等程度较低会带来更快、更持久的增长。研究还指出，再分配通常不会对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产生负面影响。世界经济论坛的 《全球风险》 报告将严重收入不平等列为 过去三年的一项全球主要风险。“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会损害长期增长的速度和可持续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警告说。“这会造成一种排斥性的经济，并让潜能沦为一片荒地。”
不平等加剧和增长缓慢也将加深关于资本主义形态的辩论。如果投资工厂、研究或教育的预期回报下降，那么投资政治影响力的预期回报可能会上升。对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 莫伊塞斯·纳伊姆 而言，在俄罗斯、尼日利亚、巴西和中国等国，加剧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腐败，而非资本主义。专制政权 尤其容易 出现腐败和寻租现象，自由经济体也没有理由自满。 达龙·阿杰姆奥卢、 西蒙·约翰逊、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等人警告说，特殊利益集团在欧洲和美国的政治中拥有过度影响力，并对经济增长、稳定和平等造成危险后果。
第三， 我们正在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现代欧洲历史上的颠覆性变革，都是由削弱传统权力结构的非正式网络推动的。蒸汽船和火车运送的不仅是商品，还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强大思想。然而，与此同时，强大的民族国家和企业也形成了新的等级结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 尼尔·弗格森写道：“20世纪中叶是等级制度的巅峰。”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旧有的王朝等级结构，而这些结构很快就被更强大的新民族国家取而代之。
如今，所有国家，无论民主与否，都面临来自新型信息、商业和社会网络的压力。网络可以赋予人们力量、释放创造力并推动变革，但也可能播下不和、滋长派系主义并散布混乱。网络不仅能通过促进增长、提高生活水平，为数百万人带来切实利益，也能放大危机，增加波动和不稳定性。在不损害网络良性自组织能力的前提下，降低网络化世界的风险，是21世纪实现可持续政治秩序的终极目标。
当今网络的跨国性质、复杂性和传播速度，使各国难以实现这种平衡。自由民主国家往往显得只顾自身、两极分化；威权国家则诉诸铁腕领导，或摆出民主的滑稽模样，却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言论自由。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北非和中非的部分地区——整个区域正在经历崩溃。正如近期调查显示，过去几年，公众对领导层的信任有所 下降 ，而抗议活动则有所 增加。
诚然，适度下放国家控制权可能是件好事。然而，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无力建立有效且合法的秩序，那么使国家得以运作的基本默契就会受到威胁。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将从中获益。如果 国家 软弱， 国家体系 也会受损；授权摇摇欲坠或根本不存在的政府，难以作出国际合作所要求的承诺、妥协和让步。
新全球背景 —— 达沃斯会议今年的主题 ——既呈现出现代性的 扩散 ，也呈现出 衰退 ；它描述的是一个既愈发紧密、又渐行渐远的世界。“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 ”如今对许多人而言，听起来更像威胁而非承诺。这种忧虑是否有其道理，还是只是歇斯底里？界限已经模糊，但弥漫的恐惧感为激进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沃土，加剧了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也使全球挑战的解决更加复杂。
1815年，塑造新的世界秩序是少数政治家的工作。此后，参与者、联系和挑战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2015年，外交活动是在不断变化、复杂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格局中展开，而非双边交易。在这方面，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平台，可用于发展洞见、构想和伙伴关系，以重新平衡并重建现代性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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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塞巴斯蒂安·巴库普，世界经济论坛项目开发团队主任。
图片：2009年12月30日，瑞士山地度假胜地达沃斯。路透社/阿恩德·维格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