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初期的人道主义应对速度很快，但用于应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的资金却很少。
人道主义团体与私营部门和发展机构的合作仍然太少。
危机融资需要重构和重塑，以便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巨型灾害。
新冠疫情暴发时，我们在索马里兰多地的援助人员紧急将资金从农业项目转向急需的洗手计划。但资金无法轻易或迅速调拨，以加强紧急卫生工作。全球危机融资往往受规则约束，导致援助延迟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这类援助的“微型瘫痪”在救灾行动中被无数次重演。
新冠疫情是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全球大流行。它提供了一次实时压力测试，显示国际危机应对体系在极端压力下的表现。同时，它也暴露出灾害应对融资方式中的根本性弱点。
我所在的组织挪威难民理事会委托开展了一项研究，以反思疫情应对工作表明国际危机融资体系是否适用。该研究得出的三项关键经验教训必须用于立即重塑全球危机融资，因为下一次全球紧急情况并非还要等一个世纪。
1. 资金难以迅速到达最需要它的人手中
当前的融资机制难以迅速调配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例如，国际金融机构的大部分资金以贷款形式提供，而只有有能力负担贷款的国家才能获得。最贫困和负债沉重的国家可能无力或不愿增加借款。迄今为止，这些机构承诺的资金中仅有11%惠及低收入国家。
各国向联合国的全球援助呼吁捐款时，捐款地域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知名度较高的国家获得的资金比被忽视、被遗忘的危机更多。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大部分国家获得的资金远低于全球呼吁的20%平均水平。
为确保未来资金能够到达最需要帮助的人手中，我们需要制定一套优先考虑最脆弱群体的新规则。这意味着国际金融机构应重新审视其资金分配标准，以及贷款与赠款的组合。
捐助国还必须允许援助资金具有灵活性，以便在突发灾害来袭时，资金能够迅速调配到最能产生效果的地方。灵活资金能够挽救更多生命。事实证明，它是援助组织应对快速变化需求的一项特别有效的工具。然而，尽管全球已承诺做得更好，灵活资金在总融资中仍只占很小一部分。
最底层的十亿人再次被抛在身后。
2. 紧急情况的初期应对速度很快，但用于应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的资金却很少。
疫情宣布后不久，联合国便推出了一系列计划和呼吁。国际金融机构也开始调动大量资金。世界银行最初以赠款、贷款和股权投资形式提供了16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提供了2500亿美元。然而，初始资金注入在4月后逐渐减少。联合国全球新冠疫情呼吁到9月时仅筹集到四分之一的资金。许多援助组织记录到，来自个人和筹款活动的捐款急剧下降，原因是封锁措施和经济不确定性。
尽管人道主义需求不断增加，资金却在减少。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疫情的社会经济影响给最贫困的人群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严重饥饿人口可能在年底前从1.46亿激增至2.7亿。我所在的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发现在八个国家接受调查的受冲突影响人群中，77%的人失去了工作或收入来源。经济冲击正将已流离失所和脆弱的社区推入恶性循环。
为应对此次疫情及我们即将面临的下一次紧急情况所带来的次生影响，我们必须加大对能够支持政府主导应对冲击的体系的投资，包括社会保护、改善公共卫生以及更好地为危机做好准备。
3. 人道主义团体与私营部门和发展机构的合作仍然太少。
2004年，我负责协调联合国对印度洋海啸的国际应对工作，这促成了同类中规模最大的援助行动，涉及14个国家。全球企业界团结起来，支持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如今，此次疫情迄今已影响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尽管如此，世界上最脆弱的许多人仍在独自承受苦难。
国际金融机构向部分国家政府提供的新冠疫情应对资金，是为全球人道主义和卫生应对新冠疫情所提供资金的许多倍。人道主义部门需要与这些金融巨头进行更密切的对话，以确保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公平、公正的分配。
我们需要弥合人道主义领域、国际金融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的鸿沟。这意味着创造各方能够相互交流、探索新工作方式的空间。企业和投资者不应仅被视为额外资金的来源。必须找到更聪明的方式，将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和金融工具与人道主义方法相结合，使危机应对比以往更加有效。
重启体系
2016年，首届世界人道主义峰会承诺通过其“大交易”倡议改革危机融资。该倡议是部分最大捐助方与人道主义组织之间的一项协议，旨在提高人道主义行动的有效性。但当时缺乏实质性变革的政治意愿。如今的疫情为政策制定者创造了一个机遇时刻。
国际危机融资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从未如此严峻。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时机，重塑危机融资，使世界更加公平。
渐进式改革无法建立一个能够应对新冠疫情所产生的需求类型和规模的体系。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做好准备和应对，而且这必须超越人道主义界的范畴，因为解决方案需要远为庞大的资源、专业知识和网络。危机融资需要重构和重塑，以便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巨型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