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如何损害全球新兴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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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long relied on international trade to experience positive economic growth.Image: Unsplash/CHUTTER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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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位专家撰文指出,新冠疫情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的担忧,全球价值链开始松动,各国转而向内寻求经济增长。

  • 从20世纪90年代初直至最近,世界一直见证着一种经济“趋同”现象,即贫穷国家开始追赶富裕国家。

  •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二十年间,超全球化使全球出口占GDP的比率从15%上升至25%。

  • 这一出口繁荣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增长。

我们有充分理由担忧,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逆全球化进程正在展开,可能颠覆那些此前将贸易作为繁荣之路的贫穷国家的增长模式。最糟糕的是,这一令人不安的转变却遭遇了本应更清楚其后果者的沉默,甚至是鼓励。

新冠疫情将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化及其理论支持在疫情之后如何演变。前景并不乐观。

早在疫情暴发之前,全球商品出口占GDP的比率就已出现自二战以来的首次下降,自2008年以来下降约5个百分点,今年降至约20%。

这并非世界第一次逆全球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之间,世界贸易崩溃,出口占GDP的比率从1913年16%的峰值跌至仅6%以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以其著名的表述令人难忘的话语指出,这一收缩是由“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规划与政治、种族和文化的对立、垄断、限制与排斥”所造成的。

今天的逆全球化由其他因素所致。首先,新的保护主义壁垒已经设立,但规模不及1930年代。自2017年以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贸易限制总体上相对有限,且主要针对中国。在全球层面,这些限制已被持续推进的新自由贸易协定部分抵消,例如欧盟与日本于2018年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当今逆全球化背后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价值链的松动,而这本身又是中国从一个依靠出口驱动的小型经济体,转变为一个更大规模、更依赖国内需求的经济体的结果。因此,过去十年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中国在经历多年的例外式增长之后的正常化时期。但这显然不仅如此。如果正常化是唯一因素,全球出口占GDP的比率本应只是趋于平稳,中国让出的出口份额将由其他发展中国家接手。然而,我们目睹的却是该比率的急剧下降,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严重后果。

从20世纪90年代初直至最近,世界一直见证着一种经济“趋同”现象,即贫穷国家(在两百年后)终于开始追赶富裕国家。尽管一些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早已长期趋同,但直到过去三十年,这才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

扩大的贸易机会是推动趋同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是马丁·凯斯勒与我们中的一位所称的超全球化时代,技术进步、集装箱革命、信息与通信成本的下降以及贸易壁垒的拆除,支撑了广泛的经济繁荣。

除其他因素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二十年间,超全球化使全球出口占GDP的比率从15%上升至25%,这一出口繁荣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增长。因此,如下图所示,超全球化与趋同是相互关联的现象。

趋同是出口繁荣的结果。Image: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由于这两种现象相互关联,近期逆全球化的回归已大幅削弱了趋同进程: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以约3-4%的速度增长的中低收入国家,此后人均增长率平均降至1-2%。人均增长率平均降至1-2%。

现在的问题是,疫情将如何影响已在进行中的逆全球化进程。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两种可能性尤为突出。一种合理的情景是全面退缩,即各国和企业重新权衡贸易收益与进口依赖风险,逆全球化随之加速。另一种情况是,下一阶段的逆全球化可能更为有限,并由中国的经济转型所驱动。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发展中国家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无法获得持续的优势,因为未来贸易与战略冲突风险的增加将开启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新局面。

对逆全球化以及趋同这一历史进程逆转的理论回应,几乎是震耳欲聋的沉默。发达经济体中很少有学者或政策制定者站出来,代表较贫穷国家捍卫开放的全球秩序。过去曾大声且热情地倡导全球化的世界主义精英,如今却袖手旁观。

事实上,钟摆可能正朝相反方向摆动,转向复兴较早的发展理念,例如“大推进”,即建议发展中国家以内向型战略取代成功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当然,这其中有其理由,包括对全球化对发达经济体不平等影响的合理担忧。然而,事实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已被抛弃。

事实上,发展中世界的知识界同样保持沉默,未能为维护开放贸易提供任何实质性辩护。在中国和印度等重要发展中国家,理论与政策环境正明显向自力更生和内向性倾斜。

在某种程度上,鉴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影响力相对有限,政策制定者是在被迫之中寻求以退为进。但同样真实的是,西方的理论潮流正向东漂移,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唤起过去那些曾著名失败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理念,例如进口替代。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应当预期逆全球化将持续加速,遗憾的是,理论界也将对这一趋势予以迎合。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随着主要企业寻求将生产从中国分散出去,少数发展中国家或许能够抓住新的出口机遇。但对大多数中低收入经济体而言,代价将是丧失贸易机会,且损失巨大。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中国和越南所采用的增长阶梯,将从南亚和中亚、拉丁美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仍然落后的国家身边被撤走。

在两个黄金十年里,发展中国家享受了超全球化与趋同的成果。但逆全球化在几乎没有遭遇理论阻力的情况下正在扩大影响,预示着世界较贫穷地区将面临长期的经济活力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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