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表面上气氛平静，但全球经济仍有令人担忧之处。英国即将“硬脱欧”，退出欧盟；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反全球化议程也正在带来经济不确定性，而且这种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与特朗普相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全球化辩护，并提供新的资金，用于创造全球公共产品、加强互联互通，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创造就业机会。60多个国家对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欢迎，28位国家元首将于5月14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那么，中国推动这一宏大愿景的理由是什么？如此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何纷纷拥抱这一愿景？
在我们的新书《超越援助：促进结构转型的发展合作》中，我们提出，官方发展援助（ODA）并非总要采用优惠条件，并主张“超越援助”，转向更广泛的做法——例如中国采取的方式，将贸易和投资也纳入其中。目前，经合组织对ODA的定义甚至未涵盖一些有助于受援国实现结构转型的更有效工具，例如股权投资和用于基础设施的大额非优惠贷款。
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结合起来，捐助国和受援国都能受益。例如，南南发展合作运用这三种方式，发挥受援国的经济优势。这使南南发展合作（SSDC）能够避开伙伴国家面临的瓶颈；在标准ODA模式下，援助与贸易和私人投资彼此分离，从而妨碍各国发挥比较优势。
在我们的书中，我们通过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探讨这一议题。新结构经济学将现代经济发展视为技术、产业以及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持续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这些变化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人均收入。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低收入国家启动动态增长与发展的最有效、最可持续方式，是发展那些具备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的生产成本较低，但由于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不足，交易成本较高。政府可以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改善基础设施，并提升这些区域整体营商环境的吸引力，来降低交易成本。采用这种方式，即便一国整体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仍然薄弱，也能实现动态增长，形成创造就业、减少贫困的良性循环。
此外，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利用自身在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制造方面的比较优势帮助其他国家。对中国而言，这与一句儒家格言相契合：“欲立己，先立人；欲达己，先达人。”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得益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中国项目现场工长的成本仅为经合组织国家的八分之一）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二者使中国实现了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规模经济。因此，中国高铁的总体建设成本仅为工业化国家的三分之二。
但中国在97个细分行业中的46个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具备比较优势，这也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例如，华坚制鞋公司、C&H服装公司和中国JD集团（一家服装制造商）目前分别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的经济特区运营。
除了输出自身的比较优势，中国还运用“耐心资本”，其期限为十年或更长。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将耐心资本概念化为一种对“关系”的投资，即投资者长期参与一国的发展。耐心资本的持有者类似股权投资者，但他们愿意长期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领域。
耐心资本的持有者也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承担风险。下图显示，一国的净对外资产状况与其长期取向密切相关。相较之下，短期取向且储蓄率较低国家的净对外资产状况往往会恶化，而其外债则不断增加。
耐心资本在基础设施融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往往伴随技术和行政管理经验，有助于改善全球互联互通并加快发展。
迄今，中国大量的耐心资本一直用于资助国内项目。但随着更多中国企业和银行“走向全球”，这些资本将日益向海外输出。事实上，中国很快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其部分净对外资产将以耐心资本的形式存在，可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发展制造业并在世界各地创造就业机会。
自2015年以来，发展融资的来源开始从传统援助转向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融资机构、开发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以中国为例，该国已承诺在2016至2018年期间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发展融资，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耐心资本。
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从双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与全球北方和南方的伙伴合作。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等由南方国家主导的新机构，正与成熟的多边开发银行合作；它们在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伙伴，同时也为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动力。
此外，中国正努力向伙伴学习，以改善自身的治理、劳工和环境标准。这一双向过程正在催生新的思想、理论和概念，我们的书便是其中之一。中国拥抱全球角色值得欢迎。我们谨慎乐观地认为，南北双方能够携手合作，为所有人实现和平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