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监管机构应如何应对“大而不能倒”的全球银行？许多人认为，银行处置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环节（FDIC 和英格兰银行，2012 年；金融稳定委员会，2014 年）。核心思路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应以次级长期债务或股权的形式发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这些证券旨在吸收损失，并在处置过程中为该机构补充资本，同时尽量减少对银行运营的干扰，且无需公共部门提供支持。
但这些处置框架应是什么样的？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否奏效？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目前全球约有30家G-SIB，其总风险敞口在2014年超过全球GDP的75%。
全球与本地
在我们近期的研究中（Bolton 和 Oehmke，2018），我们提出了一个框架，用于评估全球银行跨境处置中的关键权衡。设计有效处置机制的主要难点，在于银行的全球性质与负责实施处置的监管机构的国家职权范围并不匹配。
因此，在设计处置机制时，我们需要考虑国家监管机构面临的政治约束及其激励。基于标准公司金融和银行理论原则构建的框架，我们指出，对G-SIB的顶层控股公司实施单一处置——即单点进入（SPOE）处置——原则上是有效的。这种方式可以节省TLAC，并保全全球银行的整体架构。
但这种全球处置方式并不总是符合各国监管机构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国家边界处置全球银行——即多点进入（MPOE）处置——通常更可取。
事前与事后
国家利益在事前（建立处置机制时）和事后（实施处置时）都很重要。从事前角度看，全球SPOE处置通常意味着预期资金会从一个司法辖区转移到另一个司法辖区。较可能需要转出资金的司法辖区，其监管机构可能反对建立全球SPOE处置框架。即使全球处置更有效率，更关注本司法辖区结果的国家监管机构——例如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也会倾向于建立国家层面的处置机制，以限制资金流向其他司法辖区。各司法辖区之间的不对称性给建立全球SPOE处置机制带来挑战。这与欧盟国家建立全欧盟存款保险计划时遇到的挑战类似。
全球SPOE处置在事后面临的困难或许更为严重。国家监管机构可能在实施处置时决定不履行承诺。尤其是，如果成功实施SPOE处置所需的跨司法辖区资金转移规模过大，国家监管机构就会通过将本司法辖区内的资产隔离起来，阻止这些转移。
这是所有可能结果中最糟糕的一种，很可能引发金融恐慌，类似于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后出现的恐慌。设计处置机制时，必须考虑事后机制破裂的可能性。如果监管机构知道全球SPOE处置在事后不符合激励相容性，那么更好的做法是规划采用MPOE处置，在不同司法辖区分别进行处置。
哪些因素决定哪种处置方式更合适？
全球SPOE处置能否成功实施，取决于相关全球银行的风险状况和运营结构。
银行的风险状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处置期间所需资金转移的规模取决于该银行在各司法辖区的现金流和资产价值之间的相关性。
银行的运营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家监管机构是否有动力进行全球处置所需的资金转移，取决于它们改为按照国家边界处置并拆分银行的成本有多高。
我们的分析表明，可信的G-SIB处置方案不能一概而论。处置时应考虑银行的风险结构，以及其在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运营互补性。如果通过国家层面的处置拆分银行会导致各司法辖区之间显著的运营互补性丧失，那么全球SPOE处置就更有可能成功。有时可以采用混合方式恢复这种激励相容性：在处置发生之前，将银行部分TLAC预先分配给某一特定司法辖区。这种预先配置可减少事后资金转移的需求，从而恢复激励相容性，但也会削弱处置过程中共享资源的优势。
对激励的影响
我们还研究了所采用的处置模式（SPOE或MPOE）将如何影响全球银行内部的激励。股权具有双重作用：外部股权（或长期债务）可充当TLAC，而内部股权则关系到银行管理者的激励。
我们的模型显示，全球SPOE处置会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全球银行运营子公司的激励。与MPOE相比，SPOE会减弱激励，因为某一司法辖区产生的现金流有时会被转移，用来填补另一司法辖区的资金缺口。但由于SPOE能节省损失吸收资本，SPOE处置可能使银行保留更大的内部股权份额，从而为关联机构管理者提供更强的激励。如果全球SPOE处置带来的多元化收益足够大，第二种积极影响就会占主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