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历来经济表现不佳——国家过度干预、财政赤字和经济不稳定。
哈维尔·米莱总统的激进改革似乎已开始稳定经济，但政治极化依然严重。
可持续的复苏有赖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以及吸引大规模外国直接投资。
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国家分为四类：发达国家、新兴国家、日本……以及阿根廷。”他的观点是：阿根廷具备实现可持续繁荣的诸多条件，却屡次未能兑现其潜力。
这一悖论至今仍令人着迷。20世纪初，阿根廷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英国和美国相当，并且是西班牙的两倍多。如今，阿根廷历经反复的恶性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令人震惊的是，还经历了九次主权债务违约。随着该国政治钟摆摆动，如今由哈维尔·米莱执政，世界正密切关注。
阿根廷长期积弊的核心在于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不断扩大。该国在65年中有57年出现财政赤字。2022年，超过半数人口获得了政府的直接转移支付。
长期过度支出，加之国内资本市场狭窄，迫使阿根廷依赖短期、浮动利率或外币计价债务——即新兴市场所谓的“原罪”。这使经济尤其容易受到冲击，任何负面进展都可能迅速削弱货币和政府偿债能力。与此同时，无处不在的干预、监管和税收持续抑制企业与投资。
为何阿根廷的大政府模式能够存续如此之久？答案复杂且争议激烈，涉及文化因素，以及自1947年以来塑造该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庇隆主义的持久影响。
阿根廷经济的未来走向如何？
米莱去年的胜选，反映出许多阿根廷人日益渴望打破这种国家过度干预的循环。面对增长停滞、三位数通货膨胀和广泛的经济扭曲，选民选择了激进的变革。然而，该国依然严重分化，总统的负面支持率持续高于40%。
值得注意的是，米莱做到了少有民选领导人能做到的事：通过削减支出，在一年内消除了占GDP 4%以上的财政赤字，并在政治上存活下来讲述这一故事。这推动了国家风险下降，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并为经济重新增长奠定了基础——尽管这是在痛苦的调整之后实现的。
国际社会的认可随之而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批准了一项规模为200亿美元的新计划，美国政府也释放出强烈的支持信号：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并承诺在需要时提供金融援助。
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发出推动结构性经济转型的可信意向时，私人资本往往分阶段跟进。国内投资者通常最先做出反应，随着信心增强，增加对本地金融资产的配置，例如上市股票和政府债券。随后通常是外国投资者跟进，随着宏观经济稳定性改善，他们对流动性资产的兴趣随之回升。
随着改革扎根、前景趋于持久，本地投资者开始将关注点转向流动性较弱的实体经济机会：扩大制造业产能、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开发房地产。最后，也是最具变革性的阶段，是有意义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回流实体经济，助力长期增长。
外国直接投资将发挥何种作用？
我们已在阿根廷看到这一顺序的明确迹象。近几个季度，本地和外国投资者都增加了对阿根廷金融资产的敞口，国内投资者也正积极寻求实体资产中的机会。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外国直接投资——衡量国际社会对阿根廷复苏信心的真正标尺——能否大规模回流。
有几个行业尤其值得关注，有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阿根廷的能源行业，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尤其是瓦卡穆尔塔页岩层），长期以来吸引着全球关注；如果监管和合同稳定性得以保持，该行业有望迎来新一轮投资。该国丰富的锂及其他关键矿产储量，使其有望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潜在引领者。此外，阿根廷资源丰富的科技与知识行业——涵盖软件、金融科技和农业科技——长期以来在该地区表现突出。
不过，若要阿根廷实现持久的经济增长并吸引持续的私人投资，就必须推进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劳动、税收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由于米莱在国会中缺乏稳定多数，这些改革可能要等到十月的中期选举之后才能推进。
前景依然呈现两极化：如果米莱能够维持公众支持，并至少推动部分改革，阿根廷或许终于能开始更持久地愈合其宏观经济创伤。反之，既得利益集团可能阻碍进展，从而引发新一轮政治和经济危机。该国几乎没有折中的余地。
几十年来，阿根廷首次真正拥有开辟更有前景道路的机会。该国能否在关键行业吸引并留住外国直接投资，将是其进展及持久经济复兴前景的可靠衡量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