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显著增长（例如，Piketty 和 Saez，2017），而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相对停滞。但分布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美国最贫困家庭的生活是否有所改善？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先说明一些术语。“最高收入”指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我们将生活水平分布的下限称为“底线”。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样一个收入水平：低于这一水平的人不太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生活。这一水平可能高于（希望远高于）生存所需的生物学底线。
如果最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正在“涓滴”至最贫困人口，那么底线就应当随时间上升。为了判断这种情况是否正在发生，本文依据我们的研究，利用调查数据测算美国1988至2016年间每年的底线。（我们的研究也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同一问题；本文仅关注美国。）
测量底线
标准贫困指标可能无法揭示最贫困人口究竟是在改善生活，还是被落在后面（Ravallion，2016）。现有贫困指标（包括对更贫困者赋予更高权重的指标）很容易在底线没有变化甚至下降时也出现下降。我们需要直接测量底线，并与当前的贫困“计数法”并列考察。
正如 Ravallion（2016）和 Ravallion 等人（2018）所讨论的，测量底线存在若干方法问题。最重要的是，基于调查的收入数据可能具有误导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调查数据中存在测量误差。这些数据还可能受到暂时性因素的影响：调查回溯期内观察到的收入（或消费支出）可能暂时低于底线（例如，由于季节性因素、一段疾病期或其他冲击），但之后又恢复。因此，不能确定调查中观察到的最低收入就揭示了底线。事实上，在某个低收入群体中，任何人的观察收入都有不可忽视的可能实际上处于当前底线水平。因而有必要采用某种平均方法。
我们按照 Ravallion（2016）的方法，将底线测量为某个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加权平均值；底线极不可能出现在该群体收入之上。本文假定相关群体是美国官方认定的贫困人口，对观察到的最低收入赋予最高权重，随着收入上升，权重线性递减；超过某一水平后，成为最贫困者的可能性为零。Ravallion 等人（2018）还给出了采用其他测量假设的结果，包括：（1）允许成为最贫困者的概率随收入上升而非线性下降；（2）采用固定百分位数——最贫困的20%——而非固定的实际贫困线。主要定性结果对这些选择均具有稳健性。
测量底线时，我们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展的年度当前人口调查（CPS）微观数据。我们按照人口普查局计算官方贫困指标的同一方法，计算了 CPS 的收入。这包括来自多个来源的税前货币收入，但不包括某些非现金福利。在本文语境中尤为重要的是，其中不包括一项针对贫困人口的重要实物援助，即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通常称为“食品券”。这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反贫困计划，覆盖约14%的人口。SNAP 旨在帮助贫困受益者支付食品开支。我们既估算了不含 SNAP 的底线，也估算了将 SNAP 领取额计入申报收入后的底线。
1988至2016年美国的底线
图1给出了我们对领取 SNAP 前后底线的估算。由于官方贫困门槛因家庭规模和构成而异，用门槛的比例来表示底线更为简便。领取 SNAP 后的平均底线约为官方门槛的36%。对于一个由两名成人和两名儿童组成的四口之家，2015年的门槛约为每人每天16.50美元。按当年价格计算，领取 SNAP 后的底线为每天5.89美元，领取前则为5.40美元。
图1美国领取食品券前后的底线
我们发现，底线总体上随时间推移而下降。领取 SNAP 后底线的趋势变化率为每年-1.3%。底线总体降幅约有一半发生在1996至2001年间，恰逢多项社会政策改革（Ravallion 等人，2018）。2003至2012年间，底线趋于稳定。2003年后，领取 SNAP 后的底线没有显著趋势，但领取SNAP前的底线仍继续下降，只是速度有所放缓（图1）。不过，近几年的数据表明，即使在领取 SNAP 后，底线的下降趋势也令人担忧地再度出现。
标准贫困指标可能无法揭示最贫困人口究竟是在改善生活，还是被落在后面。将图1与图2进行比较即可看出这一点。图2列出了三项标准贫困指标——贫困发生率指数、贫困差距指数和贫困差距平方指数——均采用官方贫困线。例如，1993至2000年以及2012至2016年间，贫困指标有所下降，但底线却在下沉。而在危机时期（2008至2010年），贫困指标大幅上升，领取 SNAP 后的底线却相对稳定。底线随时间发生的比例变化与（领取 SNAP 后的）贫困发生率指数大致正交，与贫困差距指数或贫困差距平方指数的变化也没有明显相关性。
图2美国的贫困指标
注：H：贫困发生率指数；PG=贫困差距指数；SPG=贫困差距平方指数。
来源：Ravallion 等人（2018）。
最富裕者与最贫困者之间的差距扩大
图3绘出了不同分位数人群的人均税前收入，包括最高收入的1%——高于这一收入水平的群体占美国人口的1%。我们将其称为q(99)。图中还给出了95%和90%分位数，以及平均值和中位数（q(50)）。我们看到显著的绝对差距扩大——大致而言，最富裕者与最贫困者之间的绝对差距不断拉大。图4则采用对数尺度。虽然这一时期底线的增长率为每年-1.3%，但q(99)的增长率为每年1.6%。对于一个四口之家，底线从1988年约为q(99)的9%，降至2016年的4%。因此，相对差距也显著扩大。
图3美国最高收入与底线之间的绝对差距扩大
图4最高收入与底线之间的相对差距扩大
这里需要注意，基于调查的富人收入估算可能存在向下偏差。例如，结合 CPS、所得税和国民账户数据得出的估算显示，在全球不平等数据库中，最高收入的1%人群收入增长率高于仅使用 CPS 得出的结果。无论如何，实际差距扩大的程度甚至可能超过图3和图4所显示的程度。
食品券惠及了美国最贫困人口
从图1可以看出，食品券提高了底线。整个时期内，SNAP 平均每天将底线提高了约每人50美分。该计划也帮助稳定了底线。我们的结果表明，若没有“SNAP刺激”，2008年金融危机后底线本会进一步下滑。不那么令人鼓舞的是，我们还发现，SNAP 帮助最贫困人口的效率（该计划每支出一美元带来的底线提升）随时间推移而下降（Ravallion 等人，2018）。不过，显然 SNAP 帮助了美国最贫困人口。
公共反贫困计划支出带来的这种影响，是否也算一种“涓滴效应”？随着最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SNAP 人均受益者支出也有所增加，不过前者是否导致后者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SNAP 参与率随时间波动，受到政治因素和改革举措的影响；这正是美国人口人均 SNAP 支出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对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产生了预期影响（Ravallion 等人，2018）。与社会支出带来的涓滴效应相比，政治和政策可能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