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刚发布了对全球30个最大经济体经常账户余额的最新评估，详见我们的《2018年外部部门报告》（ESR）。这些评估是IMF履行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帮助各国建设和维护强劲经济这一使命的重要内容。评估旨在回答一个棘手且常有争议的问题：经常账户顺差和逆差在何种情况下是适当的，又在何种情况下表明存在风险。在介绍结果之前，先了解一些背景会有所帮助。
首先，顺差和逆差本身未必有问题，也可能是适当且有益的。例如，年轻且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需要投资以实现增长，因此往往通过进口多于出口来获取外部资源，并通过借款弥补由此产生的逆差。相比之下，富裕且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可能需要储蓄，为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因此会出现顺差并向逆差国家放贷。
过度失衡日益集中在发达经济体。
然而，经常账户余额可能变得过高，也就是说，超出经济基本面和适当经济政策所能支持的水平。过度的外部失衡——无论是逆差还是顺差——都会给单个国家和全球经济带来风险。
正如负债过重的家庭可能失去信贷渠道一样，若经济体通过经常账户逆差从国外借入过多资金，就可能面临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风险。这种中断不仅会在国家层面造成不稳定，也可能波及全球，漫长的金融危机史已证明这一点。顺差过高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例如，将储蓄投向海外，而国内投资本可带来更高社会回报的风险。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可能成为贸易伙伴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目标。
外部失衡的分析本质上十分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需要确保全球一致性：过度逆差必须对应过度顺差。《外部部门报告》关注各国整体经常账户余额，而非其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余额，因为后者主要反映国际分工，而不是宏观经济因素。我们的目标是提醒IMF成员国关注这些失衡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强调各国有共同责任以适当方式加以应对。在当前形势下，这一目标尤为重要。
过度失衡的主要发现
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常账户顺差和逆差有所收窄；过去五年来，两者基本保持稳定，约占全球GDP的3¼%。我们的分析表明，这些全球余额中约有40%至50%属于过度失衡，而且日益集中在发达经济体。
高于理想水平的经常账户余额主要出现在北欧国家，例如德国、荷兰和瑞典；亚洲部分经济体也存在这一情况，例如中国、韩国和新加坡。低于理想水平的余额则仍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
全球失衡持续存在，加之贸易环境不公平的看法日益加深，助长了保护主义情绪。这些倾向并不可取。正如今年的报告所指出的，保护主义政策升级主要会损害国内和全球增长，却不会对经常账户失衡产生多大影响。
未来的风险
尽管当前全球过度失衡的格局尚未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我们预计，在既定政策下，这些失衡将在中期内扩大，最终对全球稳定构成风险。
美国计划中的财政扩张可能会扩大该国经常账户逆差，同时使世界其他地区出现幅度相应更大的顺差，并加快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可能扰乱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那些更脆弱且已经面临一定压力的经济体。
与此同时，顺差国家采取的应对失衡措施有限，这表明其顺差可能持续存在。在逆差继续集中于债务国、顺差继续集中于债权国的背景下，各国净对外资产存量头寸将继续分化，从而增加债务国今后出现扰乱性汇率和资产价格调整的可能性。这些事态发展会削弱全球增长，也会损害顺差经济体。
由于外国贷款可能枯竭，逆差国家在平衡国际收支方面承受的压力，大于顺差国家平衡自身国际收支所承受的压力。但调整到来时，债务国和债权国都会蒙受损失。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提醒我们，这并非遥远的往事。
因此，顺差国和逆差国都必须携手合作，以有利于全球增长与稳定的方式减少全球过度失衡。
如何应对失衡？
当前，许多国家接近充分就业，公共预算的回旋空间也较为有限。各国政府需要审慎校准政策，在实现国内和外部目标的同时，重建货币和财政政策缓冲空间。具体而言：
外部经常账户余额低于合理水平的国家，应缩小财政赤字并鼓励家庭储蓄，同时逐步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经常账户余额高于合理水平的国家，如有财政空间，可考虑加以利用以减少过度顺差。量身制定的结构性政策应在应对外部失衡、提升国内潜在增长方面发挥更突出作用。总体而言，鼓励投资、抑制过度储蓄的改革——例如消除市场准入壁垒或加强社会保障网——有助于顺差过高国家实现外部再平衡；而提高生产率、改善劳动者技能基础的改革，则适用于外部逆差过高的国家。
最后，所有国家都应努力重启贸易自由化进程，同时推动多边贸易体系现代化，例如促进服务贸易，因为贸易自由化可能带来巨大的收益。这些努力对减少过度经常账户失衡的作用或许有限，但能显著提升生产率和福利，同时降低经常账户失衡引发适得其反的保护主义反应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