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益凸显的担忧:美国的通胀不平等

U.S. dollar notes are seen in this picture illustration taken at the Bank of Taiwan in Taipei November 11, 2010. U.S. Treasury Secretary Timothy Geithner insisted on Thursday that Washington would never resort to weakening the dollar to spur growth, seeking to
A new working paper explores inflation inequality in the US, focusing on gains from product innovations.Image: REUTERS/Nicky L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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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与我们不同。他们的消费篮子也不一样。

至少,这是一些学者在近期研究美国收入分布各阶层消费和价格差异时得出的初步结论。不同的通胀率听起来或许不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话题,但价格变化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不平等程度、国际贸易扩大带来的相对收益和政府转移支付项目价值的影响,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今天发布的一篇论文中,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泽维尔·贾拉维尔作为“公平增长”工作论文系列的一部分,考察了收入分布变化如何影响产品创新的差异。换句话说,贾拉维尔想了解,收入更多流向高收入群体是否意味着他们购买的产品会有更多创新。他最终发现事实正是如此:高收入家庭的通胀率每年比低收入家庭低约0.65个百分点。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的另一篇论文也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杰明·法伯和蒂博·法利分析了与贾拉维尔相似的数据,发现按收入排名位于前20%的家庭与后20%的家庭所购买的商品类型存在显著差异。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消费的商品中,来自大型公司的产品更多。例如,高收入家庭往往比低收入家庭购买更多品牌商品。作者表示,这是因为高收入消费者看重更高品质的商品,而大型企业能够以低于小型企业的成本生产大量高品质商品。

这种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影响。例如,如果收入开始更多地流向高收入家庭,企业就会有动力提高产品质量。由于大型企业更擅长生产高品质产品,其产品价格相对会更低。这意味着,由于高收入家庭的通胀率较低,经通胀调整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进一步扩大。

同样,如果国际贸易自由化,更多的国际竞争会提高进口商品的占比。按照法伯和法利的模型,这些商品往往来自规模更大、品质更高的企业。结果是,富裕群体从贸易带来的价格下降中获益更多,使国际贸易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不如以往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具有累进性。

如果这两篇论文总体上是正确的,那么通胀差异还意味着另一点。如果收入分布底层和中层群体面对的价格涨幅,高于消费者价格指数或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所报告的平均价格涨幅,那么美国政府的社会保障项目就应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许多项目的增幅与总体通胀指标挂钩,因此可能跟不上低收入家庭实际经历的通胀速度。

当然,在有更多证据支持这种可能性之前,应暂缓此类调整。鉴于通胀不平等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影响我们对经济的理解,这些证据理应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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