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子邮件、消息、传感器、机器、平台到购买交易等，我们正以惊人的速度产生数据。2018年，每天产生的数据量达2.5昆亿字节（quintillion bytes）。
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正在加速发展，对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各个领域都至关重要，其中部分涉及跨境数据交换。据麦肯锡（McKinsey）统计，2005年至2017年间，跨境使用的带宽增长了148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息流动激增的情况。
数据流动还推动了科学进步，例如通过汇总经匿名化处理的健康数据集用于研究，或收集准确数据以衡量进展，对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进行评估。集成技术（例如5G与网状网络，或面部识别与鱼类DNA条形码技术）有助于将环境中的生物与社会经济知识来源转化为数据，用于保护行动或执法，以打击非法捕鱼等仅是两个例子。
随着数据使用和流动日益增多，各国政府和公民已开始关注此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记录了数据法规的累计数量有所增加，从21世纪初全球约50项增至2019年的略低于250项。由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的数据限制指数衡量的数据限制程度在过去十年中已翻了一番。
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限制正在增加，但具体性质各不相同。各国政府通常出于安全、隐私、金融体系管理、执法或知识产权保护等目标而对数据流动实施限制。这些都是数字经济中重要且正当的关切。
但数据限制制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实现政策目标，并不总是清楚。有时，这些制度甚至可能对其意图保护的数据产生不利影响。例如，以提高网络安全为由实施的本地数据存储规定，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多个访问入口，有时还会带来不安全因素。
关于数据流动的讨论也与关于数字税收、竞争以及科技领域激烈竞争的重要辩论同步进行，尽管对于何种政策工具最适合应对具体挑战，各方意见可能存在分歧。数据流动受限的世界可能会减缓或改变当前商业模式和社会机遇的演进。
为避免这种情形，日本在2019年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期间，推动发布了《数字经济大阪宣言》，45个经济体的领导人在宣言中确认了就数据治理开展国际对话的重要性。未来，“大阪轨道”将致力于就允许数据跨境流动的最佳实践建立共识，同时不损害其他政策目标。
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论坛论文重点提出了各国可在国内采取的几项措施，以就这一跨境挑战开展合作：
对限制性法规进行技术分析，以检验其是否为实现该目标所必需且相称。
估算合规的经济成本，并评估中小企业是否有能力承担此类经营成本。
保持透明。通过公开信息、提前通知变更以及说明制裁和执法机制，清晰地传达数据监管制度相关信息。
就消费者保护、隐私、网络安全等相关监管问题，开展政府间合作。
建立数据传输机制，即企业可借助的工具，使其在数据跨境传输时仍能遵守国内规则，并防止过度严格的做法
数据领域的国际合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部分贸易规则已经适用。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适用于可通过数字方式提供的服务贸易，但各国的承诺及适用范围各不相同。
若干国家已通过谈判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含具体规则，将数据流动承诺与数据本地化禁令相结合，并着重保护个人信息。这些规则设有其他更高位政策的例外条款。
由于例外条款范围相当广泛，未来的贸易协定可能需要加入监管合作条款，以减少首先需要援引例外条款的必要性。换言之，若政策制定者确信某一目标即使在数据流向境外后仍能实现，则限制的理由就会减少。
例如，贸易政策可以鼓励各国采用国际标准作为国内做法的基准，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27000系列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标准。在隐私方面，经合组织（OECD）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区域性团体已制定指导原则，但各国国内的实施仍存在诸多差异。
数据传输机制可以弥合这些差异。现有示例包括欧盟－美国隐私护盾（EU-US Privacy Shield）和亚太经合组织跨境隐私规则（APEC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这些体系各有优势和局限。尤其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使其适应数据治理结构较为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并促进小企业合规。东盟经济体正在研究一种数据传输机制，以纳入覆盖整个区域的数据合规认证。
世界经济论坛在网络安全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网络安全中心为各方领导人提供可信平台，共同理解不断演变的网络风险及其系统性影响。该中心致力于在日益互联的数字世界中建立理解与信任。
通过促进跨行业合作与洞察分享，该中心帮助合作伙伴增强网络韧性，应对需要集体应对的挑战。
在允许数据跨境流动与其他政策目标之间取得适当平衡并非易事。然而，利益相关方早就应当就此议题展开对话。我们或许无需重新发明轮子，现有的工具和框架已经奠定了基础。监管创新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有助于确定一条可行的前进道路，以保持互联网的开放。
